【描述】

董建華，1918年12月9日出生於上海青浦縣，出身中醫世家，他的曾祖父是一位中醫眼科大夫。外祖父是位秀才出身的儒醫，善治熱病急症，聞名鄉里。耳濡目染，使他對醫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先在本鄉私塾學習古文，然後進入中學學習，為後來學習中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7歲時，按照父親的安排，拜上海名醫嚴二陵為師。嚴二陵是馳名滬、江、浙一帶的中醫大家，不僅擅長內科，對婦兒雜症也有獨到之處。在隨師應診的過程中，董建華細心觀察、揣摩、勤思勤問、虛心刻苦。隨診之餘，他苦讀《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等經典著作，及《諸病源候論》、《丹溪心法》、《景岳全書‧》、《溫病條辨》、《醫學心悟》、《時病論》等各家論著。每讀一書，他都要摘錄，結合臨床實踐寫出心得體會。遇到疑問，虛心向老師及師兄求教。日積月累，不僅學到了老師臨床診治疾病的經驗，而且掌握了中醫理論，深得老師的真傳。他知道，要想在學術上有所成就，必須廣開思路，集思廣益。因此，他一面精益求精地探索嚴先生的學術思想，同時博採眾家之長，廣泛收集名家驗案，臨證加以運用、比較，開拓了自己的思路，為逐漸形成自己的學術風格，打下了基礎。

1942年，董建華返回故里，開業行醫。他一面為患者診治，一面在秦伯未開辦的中醫函授學校深造。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時期，社會動亂，百姓生活困苦，天花、霍亂、傷寒等傳染病流行，董建華不計報酬，無論窮富，精心為患者治病，積累了極豐富的經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了青浦縣城廂聯合診所主任，縣衛生協會主任，中國紅十字會青浦縣分會副會長以及縣政協委員等職。

1955年，董建華被選送到江蘇省中醫師資進修學校深造，使其10多年的實踐經驗得以昇華。由於成績突出，受到了學校的嘉獎，爾後留校負責傷寒與溫病的教研工作。

1957年，董建華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衛生部為加強並充實北京中醫學院的師資力量，董建華奉命首批由南京調到北京工作。在他擔任學院溫病教研室主任期間，致力於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改革試點工作，為教學質量的提高，為教研室的建設，為開創階段的北京中醫學院的教學、醫療、科研工作，發揮了卓有成效的奠基作用。為此，於1960年被評為北京市和全國先進工作者。

1974年，董建華作為中國衛生代表團顧問，出席了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第27 屆世界衛生組織大會，在會上作了題為《中國傳統醫葯學在保障人民健康與改善環境衛生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的報告，引起了與會代表的極大興趣。他還應邀出席了在日本東京舉行的東洋醫學會學術年會，並作為國家醫學專家先後專程為菲律賓、喀麥隆等國家的首腦進行了卓有成效的醫療保健工作，為中醫走向世界作出了積極貢獻。

1978年，董建華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並被選為中華醫學會理事，繼而擔任了中華全國中醫學會（1991年改稱中國中醫葯學會）常務理事、中醫內科學會主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中醫專業組成員，衛生部學術委員會委員等職務。為發展我國中醫事業和弘揚中醫學術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83年，董建華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委員，1988年、1993年連任了第七、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及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作為人民代表，他不顧年邁，多次深入基層視察，組織中醫界的人民代表收集、研究中醫工作中的問題，並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議案。為中醫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畢生致力於中醫教育事業培養，造就了一大批中醫棟梁之材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為培養更多的中醫人材，於1956年在北京、上海等地成立了中醫學院。董建華作為中醫專家及師資力量，調至北京中醫學院工作，他將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投向中醫教育事業。當時中醫學院尚無完整的教材，他率先組織教研室教師編撰了《溫病學講義》及《傷寒論釋義》，並參加了全國《中醫內科學》的統編教材的編寫，進行了開創性的工作。他根據中醫學的特點，提出中醫學院學生應早臨床、多臨床才能真正掌握中醫學的要契的想法，並身先士卒，帶領學生深入礦山、農村、醫院實習、調查，使學生在醫療工作的第一線，思想、醫德和技術得到了很好的鍛煉，培養了一批既精通理論又有很高的臨床技能的中醫人材。這批學生走上了工作崗位後，相繼成為全國各省市的中醫骨幹力量，其中不少走上了中醫工作的領導崗位，成為中醫事業的棟梁。

建立研究生制度之後，從1979年開始，他先後招收了24名研究生，其中攻讀碩士學位的11人，攻讀博士學位的13人。鑒於他在社會上的聲望，身兼數職，每日業務、會務繁忙，但為帶好研究生，他寧願自己減少休息，也盡量保證每周兩個半天帶研究生門診。遇到開會，他就減少午休提前門診。若去外地開會，他常常是剛看完門診病人就立即去機場，或者上午剛下飛機，下午就到門診應診。這樣，跟他學習的研究生得以經常親聆他的教誨。他對研究生的要求非常嚴格。首先要求研究生有良好的醫德，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他指出：看病不僅要有良好的技術，同時開葯處方要考慮到患者的實際情況。葯源匱乏的，盡量不用；價格昂貴的，盡量少用。對待患者要親切和藹，說明病情時要避免給患者帶來不必要的心理壓力等等。他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同時，發現研究生不當之處，嚴厲批評，毫不姑息，使人難以忘懷。他對醫療技術的要求更是精益求精，從一點一滴做起。如處方字跡一定要工整、清楚，防止調劑人員因看不清而出錯。特殊煎服方法也要寫詳盡。對於如何觀察病人的病症及其變化，如何進行臨床研究、療效分析和總結，以至如何寫好中醫病曆等，他都不厭其煩地一一講述。半天門診，邊講授邊診病，顧不上喝水，常常口乾舌燥，他都毫不在意。他還抽出時間，帶研究生深入基層講學治病。他帶學生和研究生去河南省商丘市講學、診病，當地群眾聽說董教授來了，看病的人絡繹不絕，每天患者達七八十人，非常勞累。但他高興地說：“這裡看到的大多是疑難病，這是你們學習的好機會”。研究生被深深地感動了，為了不辜負老師的一片苦心，他們更加努力刻苦學習。10年來，跟他學習的研究生已有18人畢業，獲得博士學位的7人，獲得碩士學位的11人。以耄耋高齡，繼續帶5位博士研究生和4名學術繼承人。於2001年1月26日22時55分在北京病逝，享年8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