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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是我國農業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漢代農業考古資料的出土一直伴隨著今天田野考古工作的開展，是田野考古資料中的大宗。單就水稻來說，其種植面積擴大，耕作技術提高，社會地位上升等等，都有充分的考古資料來說明。出土材料無疑對深化漢代稻作的研究發揮了重大作用，本文僅就漢代稻作考占資料的出土情況作一初步梳理，對在今後的研究工作中值得注意和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以及漢代稻作的專用農具提一點看法。

一、考古發現的漢代稻作遺存

對於同一事實，考古資料的形式不同帶給我們的資訊也會各有側重，我們從中所吸收的信息量和對資訊的釋讀方式也就不同。考古發現的漢代稻作遺存和有關資料主要有以下四種形式：

(一)水稻實物，有種子、米粒、稻殼、莖葉或以上實物的印痕等。這是最直接、有效的一類研究資料，根據稻粒形態可以準確判斷其品種。如1975年湖北江陵鳳凰山167號西漢初期墓出土的一個陶倉內發現四束形態完整的稻穗，出土時稻穗色澤鮮黃，穗、莖、葉外形保存完好，穀粒雖已炭化，但仍很飽滿，據分析，為典型的粳稻(1)。這是迄今出土的最完整的稻作遺存。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稻有秈稻、粳稻、粘稻、糯稻，長、中、短粒並存(2)，是出土品種最全的例子。漢代稻的品種，經鑒定者有粳、秈、糯，而以秈、粳為主。廣州漢墓出土的水稻，經廣東糧食作物所鑒定，與我國普遍栽培的稻種同屬一種(3)。漢墓隨葬水稻的數量也是前所未有的。1995年徐州東甸子西漢墓M1東龕出土稻米一堆，同出的還有已經粉化的穀物一堆(4)。2002年發掘的江蘇灑水王陵出土的水稻，據發掘者稱，裝了幾袋。出土的水稻多數是放在陶倉或壺罐內的，除上述鳳凰山漢墓，河南輝縣漢墓出土的22件陶倉內多盛以糧食作物，可辨者有粟、稻等(5)，洛陽西郊漢墓陶倉上有粉書的"白米"字樣，器內有實物(6)，廣州西村皇帝崗42號墓陶倉內發有稻穀殼(7)。

但是，漢代水稻遺存普遍存在記錄過於簡單的問題，報告中缺乏對出土位置、放置情況、出土數量等的細節描述，這些可能與漢代葬俗有關的情況對於發掘漢代稻作文化和漢代稻作的地位等都會有所幫助。

(二)各種題記和簡牘帛書文字。題記多見於隨葬器物的外表，如洛陽西郊漢墓陶壺、陶倉上有粉色或朱色的"白米"、"白米萬石"、"稻米"、"稻米萬石"等字樣(8)，西北郊漢墓陶倉上有"糒米"、"米"、"白米"、"稻米"等題記(9)，河南新安鐵門鎮西漢墓陶罐上有"白米"、"鹽"等文字(10)，河北滿城漢墓出土的大酒缸上有"稻酒十一石"、"甘醪十五石"等標記(11)。出土陶器內有的裝有相應的實物，但多數只是形式上的題記，故有"萬石"之數也不足為怪。

簡牘文字包括墓中記錄隨葬用品的遣策和其他文書、典籍等。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木簡記有："有客秈一石"(12)，江陵鳳凰山167號墓遣策有"稻糲米"、"稻稗米"等，該墓隨葬絹袋上所系木牌有墨書"稻糯米"、"稻糲"等。鳳凰山漢墓出土簡牘中有粢秫、粢米、稻米、白稻米、稻[禾雨]米、稻(糲)米等名目(13)。2002年陝西西安南郊漢墓出土一木牘，記載西漢關中地區五穀為"粟、豆、麻、麥、稻"。遣策是漢墓中出土最多簡牘文書，是墓中葬品的清單，如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稻穀實物品種的鑒定結果和墓中遣策文字的記錄相印證。雖然有時遣策所記物品與實際隨葬物並不完全相符，但也可作為清理葬品時的大致索引和研究一時葬俗的基本材料。其他的漢簡或帛書，內容豐富，對稻作內容也有所涉及，不備述。

(三)水田模型。墓葬中隨葬水田模型盛行於東漢時期，迄今發現的漢代水田模型絕大部分出於四川、重慶，其次是陝西、廣東、雲南、貴州，湖北、湖南等地也有少量發現。水田多與水塘相鄰，有大區劃、小區劃、不規則小區劃和梯田等形式(14)，以小區劃田為主。有水田自然就有水稻的種植。比較重要的發現如廣東佛山瀾石東漢墓中出土的一座水田模型，田中分塊，有耕作、插秧、收割等勞動的場面(15)。四川新津出土水田模型，田中有行列整齊的秧孔(16)。貴州興義市出土水田模型，刻畫有整齊的禾苗形象(17)。

水田模型提供給我們的信息量非常之大，有耕作方法、收穫方式、移秧技術、農田施肥、灌溉等等內容，通過對田地模型的觀察，結合漢代畫像以及古代文獻記載，大致可以歸納出漢代水稻種植要經過的一些步驟：秋後修渠整田；冬季田中蓄水；施肥；整地；作秧田；插秧；中耕除草；收穫(18)。

水田模型出土的地區有限，其田地形態能否反映其他地區的水田情況值得研究，作為一個時代、一種作物的種植技術則有共性可言，儘管在不同地區的出現有先後。

(四)畫像材料。農業畫像的內容豐富，包括田地、作物、莊園、勞動場面等等，許多能夠根據圖像判斷作物的種類或與某種作物的種植有關。四川新都縣文物保管所收藏的"薅秧畫像磚"有水田、池塘，農夫在秧田中勞作，田塊中秧苗顯然。四川峨眉縣石刻水田和畫像磚上有農夫耘田的場面，是採用移栽技術種植水稻以後才能有的景象(18)。漢畫像分佈的地區自然發現水稻題材的機會就多，但是除四川外，其他的地區如魯南、蘇北、河南、陝西等漢畫像集中分佈的地區卻不見與水稻有關的圖像，而這些地方漢代是種稻的，這就不能不說是文化風俗使然了，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因為沒有發現水稻就說這裏不種水稻。

二、稻作遺存的時空分佈

在漢代考古中，稻作遺存的發現機會僅次於粟，如果算上種植水稻的田地模型以及能說明稻作的圖像和文字材料，有關稻作的考古資料的數量或出土次數居漢代所有作物之首。這當然不能說明漢代的水稻種植超過了粟類作物，地區分佈和葬俗差異等方面的問題亦應顧及。下面是根據陳文華先生《中國農業考古資料索引》"農作物·稻"已發表部分所作的統計結果(出土次數)：

河南5，廣西、江蘇4，湖北3，廣東、江西、安徽、陝西2，四川、貴州、河北、北京l。

這是見於幾種主要考古雜誌的稻作資料，散見於地方期刊的材料可能還有一些，更多材料已出土但尚未整理發表，如2002年發掘的江蘇連雲港淩惠平墓、泗陽大青墩泅水王陵，墓中皆隨葬稻穀甚多。各時代其他作物都有相似的情況，所以這雖不是漢代稻遺存出土的全部，但也基本反映了漢代水稻遺存出土的大致情況。

從稻作遺存的出土情況看，漢代水稻種植區向北方擴大。根據文獻記載，漢代我國南方地區普遍植稻，北方地區，河西走廊以東、河套以南、燕山以北也都種植水稻(20)，也就是說，稻田遍及除東北三省、甘、青、新疆、西藏以外的所有地區。不種水稻的地區不出水稻是容易理解的，如居延漢簡中的糧食種類有穀、麥、大麥、小麥、秔麥、穬麥、糜、䅭䅣、黃米、秫、黃麻等兒種，不見稻。漢簡所記的稟食標準用穀而不用稻。又據王國維《流沙墜簡考釋》，魏晉時的簡文記居延邊城屯田種植的作物有大麥、小麥、禾，等等，這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傳統稻區有的省份如福建、雲南、湖南等地不見或少有稻作遺存出土，與出土稻穀較多的河南、江蘇相鄰的山東也未見相關的報道，而這些地區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有稻作業。這其中漢代農業生產的實際和當今考古工作的開展情況當然要考慮，但地方葬俗中的特殊性也容不忽視。建國以來山東省發掘的漢墓有7000餘座，但目前發佈的材料中，竟未聽說有發現稻作遺存的例子，這很能說明問題。而粟的出土地主要在北方：

陝西、河南7，湖北，江蘇5，山西、新疆4，甘肅、山東2，廣西2，湖南、四川、吉林、寧夏、內蒙l。

這與北方的旱作傳統是一致的。兩種不同的情況提醒我們，依靠考古材料來揭示歷史的實際基本可信，但如不具體分析考古材料有時也難免會有疏漏，容易得出偏頗的結論。

另一個問題是，在漢代墓葬及部分遺址中出土農作物90％以上屬西漢時期，東漢遺物很少(21)，稻作遺存的情況未作統計，也是西漢多，東漢少。這種情況與葬俗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係。西漢前期漢墓隨葬糧食(食物)種類多，數量大，如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稻、麥、黍、粟等15種作物(22)，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漢墓出土稻、粟、大麻等20種植物的種實(23)。西漢後期，隨葬糧食的風氣明顯衰退。漢代盛行厚葬之風，以墓中多用錢幣、貴重器物及日常生活用品為尚，但葬俗自西漢中期開始逐漸發生變化，隨葬品中模型明器增多，由原來的倉、竈、井推廣到碓房、豬圈、水田、池塘及雞、狗等可以出產和增殖新的生活所需的實物的模型，反映了人們隨葬品觀念的變化，他們認為，將莊園中的全部動產、不動產都製成象徵性的陶質明器納入墓中，比那些數量有限的珍貴器物更有意義，它們可以增殖。東漢時期的搖錢樹就是最好的例子，成千上萬充塞墓室的錢幣總有用完的時候，而一棵搖錢樹可以生出無窮的錢。同樣"稻米萬石"也是有限的，而有了田地，自然就能源源不斷地生出許多糧食來，所以，東漢用田產(不動產)取代了不能再生產的動產隨葬，實質上是厚葬的另一種形式的反映。

東漢用田地模型等明器代替糧食實物隨葬，是墓中糧食出土變少的根本原因。四川是稻作業的發達地區，但只發現戰國末至西漢早期的一處稻作遺存(稻殼)(24)，至東漢出現水田、水塘模型，就不用實物隨葬了。既然一個時代的葬俗發生全面變化，用各類明器成為隨葬品的主流，在其他不出現與稻作生產相關的明器的地區，自然也受風俗的影響，很少再用水稻實物隨葬了。 兩漢時間相當，而作物包括稻作遺存的出土情況有很大不同，和對待前述稻作遺存的地域分佈一樣，使用考古材料論及稻作業的發展時，也應先作具體的分析。某類考古材料的多與少不是簡單的數位概念，它不只與今天考古工作的開展情況有一定的關係，也涉及到一個時代、一個地區的文化背景和喪葬禮俗的變化。

三、關於漢代的稻作農具

漢代水稻種植似乎並沒有專門的工具，鐵犁、鐵鍤、鐵钁、鐵鏟等等都是南北水、旱通用的農器，唯有曾被稱為钁(或多齒钁、多齒鋤)的鐵耙看上去較適於水田勞作。多齒耙已見於戰國時期的遺址或墓葬，河南、河北、山東等地有出土。漢代鐵耙發現于山東、江蘇、河南、河北、福建等地，四川出土四齒木耙，功用相同。多齒耙較鐵钁輕便，不易粘帶泥土，當代農業生產中仍有使用，是水田、濕地翻土和破碎土塊的得力工具，也用於旱田中耕。二齒耙山東地區稱爪鈎，為農家必備。

從出土地的分佈看，漢代鐵耙不一定就是稻田專用農具或是始於稻作業的農具，因為它不是從傳統的稻區傳到北方的，而是相反。福建崇安漢城出土的五齒耙與河北易縣燕下都戰國遺址所出相同，出土犁鏵則與河北滿城二號墓所出相似，凹字形鍤也都是中原地區常見的器形(25)。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漢墓出土的"東陽田器志"木牌中"桶"、"鉏"等文字(26)，與中原器同名(出土的一件凹字形鐵鍤，弧刃外撇，帶有地方特色)，東陽不在廣西而在江蘇，這是嶺南重視從北方引進農具和農耕技術的事例。鐵耙來自北方是完全可能的。黃展岳先生曾對崇安漢城出土的漢武帝時期的200多件鐵器中的農具進行了分類研究，指出閩江流域以稻作為主，漁獵佔有較大比重，農耕的工具是鋤鍤類工具，用人力而不用牛耕(27)。這種狀況是閩江流域落後於北方的證明，而且其地稻田生產用的是鋤鍤類工具，鐵耙並不是必需的。所以多齒耙可以用於種稻，但非稻田間的專用工具，它可以被看作是整地農具或稱耙平器，整地之目的在於碎土塊、平高低、除雜草、掩肥料，以便播種和作物之生長，這是無分水田還是旱地的，更看不出水田多用還是旱田多用。漢代稻作業從翻耕土地到整地乃至收割加工同旱作業共用一類相同的農具，如耒、耜、、鏟、钁、犁、鐮、杵臼、碓等等(28)，只是水稻中耕不用鋤，水稻撒播或育秧移栽也無需專門的工具。我們討論的是漢代的情形，至於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其制如鋤而四齒"名為"鐵搭"的農具，當地農民常用于水田整地，就是真正的稻作農具了。

薅秧是稻田的中耕管理活動，現存四川新都縣文管所的"薅秧畫像磚"有準確的刻畫：左邊稻田中兩個農夫正在進行薅秧勞動，二人手中各持一杖，可能是由於杖的一端恰止於秧苗下，上指秧苗恰似耙齒，有人解為"薅秧耙"(29)。四川綿陽新皂鄉東漢墓出土的陶水田模型上有五人，其中一人腰懸薅秧鼓雙手作擊鼓狀，一人在薅秧，對於其手中所持，論者多不涉及，只有孫華先生明確說其手持"薅秧耨"(30)。水田薅秧主要是用足踩田，又稱為足耨或足耘，目的不僅僅是除草，雜草被踩入泥中，漚爛又成為田中的肥料；同時通過腳踩使泥土翻動，活動秧苗，增發新根，促進生長。流傳至今的廣西民諺雲："水田裏腳板響，旱田裏鐵板響，見響禾苗長。"就是說，田間管理旱田要勤鋤，稻田要多踩。湖北農諺"手拿薅秧棍，慢慢往前奔。薅死一層草，抵上一道糞"也是這類稻田管理的寫照，"手拿薅秧棍"一句給我們很大啟發，漢代薅秧圖上正是兩農夫手扶薅秧棍行走於田間的情景，薅秧棍只不過是便於在泥水中行走和用力踩草起輔助作用的木杖或竹竿，也就是所謂的"薅秧耨"，可見，薅秧足耘之法，源遠流長。據王禎《農書》"農器圖譜集之四"，元代有了專門的稻田耘田器，稱耥或蕩，但仍多用足，其法："為木杖如拐子。兩手倚之以用力，以趾蹋撥泥土草蔆，壅之苗根之下，則泥沃而苗興。""為木杖"是說要經過製作加工，這種狀如拐子的輔助工具可算是稻田專用的農器了，那漢代農夫手中的薅秧棍雖然簡單，如果不是用過之後隨手棄之，放在家中每次甚至每年都拿來使用，就是正規的專用農具。除此之外，在漢代的稻田中我們再也找不出其他稻作生產的專門工具了。

注釋：

(1)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整理小組：《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第10期。
(2)湖南農學院：《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動植物標本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78年。
(3)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博物館：《廣州漢墓》第358頁，文物出版社。1981年。
(4)徐州博物館：《徐州東甸子西漢墓》，《文物》1999年第12期。
(5)新鄉地區文管會、輝縣百泉文管所：《輝縣地方鐵路飯店工地漢墓發掘簡報》，《中原文》)1986年第2期。
(6)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洛陽西郊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3年第2期。
(7)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西村皇帝崗42號東漢木槨墓發掘簡報》，《考古通訊》1958年第8期。
(8)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洛陽西郊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3年第2期。
(9)賀官保：《洛陽故城西北郊81號漢墓》，《考古》1964年第8期。
(1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新安鐵門鎮西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2期。
(11)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滿城漢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12)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客秈"指從外地引進的秈稻。
(13)金立：《江陵鳳凰山八號漢墓竹簡試釋》，《文物》1976年第6期；裘錫圭：《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考釋》，《文物》1974年第7期：吉林大學考古專業赴紀南城開門辦學小分隊：《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遣策考釋》，《文物》1976年第10期。
(14)羅二虎：《漢代模型明器中的水田類型》，《考古》2003年第4期。
(15)廣東文物管理委員會：《廣東佛山市郊瀾石東漢墓發掘報告》，《考古》1964年第9期。
(16)四川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四川新津縣堡子山崖墓清理簡報》，《考古》1958年第8期。
(17)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組：《貴州興義、興仁漢墓》，《文物》1979年第5期。
(18)羅二虎：《秦漢時期的中國西南》第121-122頁，天地出版社，2000年。
(19)劉志遠：《考古材料所見漢代的四川農業》，《文物》1979年第12期。
(20)遊修齡：《中國稻作史》第268-275頁，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年。
(2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第462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
(22)湖南農學院；《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動植物標本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78年。
(23)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文物出版社，1987年。
(24)四川省金沙江渡口西昌段、安寧河流域聯合考古調查隊：《西昌壩河堡子大石墓發掘簡報》，《考古》1976年第5期。
(25)林尉文：《崇安漢城的外來文化因素及其評估》，《考古》1993年第2期。
(26)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文物出版社，1987年。
(27)黃展嶽：《閩越國出土鐵農具初步考察》，《福建文博》1999年第，期。
(28)陳文華：《漢代長江流域的水稻栽培和有關農具的成就》，《論農業考古》，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
(29)夏亨廉、林正同：《漢代農業畫像磚石》第3]頁，中國農業出版社，1990年。
(30)孫華、鄭定理：《漢代秧鼓俑雜說》，《農業考古》198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