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時期和不同的社會制度下，由於生產水平的不同，社會道德風氣的差異以及人們生活方式的不同，因而對人體疾病有著不同的影響。原始社會，人類改造自然、徵服自然的能力很低，經常與野獸搏斗和奔走於山林原野，又多為野居穴處，故以外傷及外感六淫之病為主，情志內傷者則較少。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由於地主階級和資本家殘酷地剝削壓迫，廣大勞動人民備受壓榨剝削，難以溫飽，故多飢餓勞乏，營養不足，再加長期悲憂、焦慮，故脾胃疾病和六淫之邪所傷十分常見。而統治階級則過著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驕奢淫逸生活，因此多病肥甘厚味、酒酪辛辣所致的飲食、酒毒所傷及房室勞傷和花柳病，加以勾心鬥角，爾虞我詐，追名逐利，好逸惡勞，故多成心神情志之病。正如《醫宗必讀‧富貴貧賤治病有別論》中說："大抵富貴之人多勞心，貧賤之人多勞力，富貴者高粱自奉，貧賤者藜藿茍充，富貴者曲房廣廈，貧賤者陋巷茅茨。勞心則中虛而筋柔骨脆，勞力則中實而骨勁筋強；高粱自奉者臟腑恆嬌，藜藿茍充者臟腑恆固；曲房廣廈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難乾"。再加反動統治階級置人民的生死疾患於不顧，衛生防疫極差，以及戰亂兵禍、旱澇災荒的不時發生，以致疫癘、飢饉不斷流行發生，經常造成勞動人民的大量死亡。如《傷寒論‧原序》說的"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李東垣《內外傷辨惑論》說的："向者壬辰改元，京師戒嚴，追三月下旬，受敵者凡半月。解圍之後，都人之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病而死者，繼踵不絕。都門十有二所，每日各門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幾三月"，都是這種悲慘情況的例證。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徹底推翻和消滅了壓迫和剝削制度，勞動人民當家作主，覺和政府高度重視人民健康康醫療衛生事業，積極採取各種有效措施，大力開展衛生防疫工作，有效地消滅和控制了多種烈性傳染病、流行病與地方病的發生和蔓延。同時，積極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力加強衛生福利設施，提倡體育鍛煉，普及衛生知識，人民生活不斷改善，體質普遍增強，生活安定，心情舒暢，安居樂業，故發病率和病死率逐年下降，健康水平和平均壽命顯著提高。所以，社會制度的不同，對人體疾病相生命健康有著重大的決定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