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成就不一，分而述之。

明代是我國針灸史上的一個鼎盛時期。作為整個針灸學科組成部份的急症針灸也進入了日趨完善的階段。主要表現在下列几個方面：

一、救治範圍空前擴大

明代，應用針灸治療的急症種類大為增加。《神應經》所載針灸治療的460余條症候中，急症約占三分之二。明朝著名針灸家楊繼洲在總結前人與本人豐富臨證經驗基礎上，立針灸治證89種，其中內科疾患42種，即含中風、中暑、哮喘、咳嗽、肺癰、泄瀉、痢疾、癃閉、黃疸、呃逆、狂證、癇證、霍亂、血證、瘧疾、心痛、胃脘痛、傷寒、頭痛、胸脅痛、腰痛、腹痛、發痧等急性病症；外科疾患11種，亦包括丹毒、痄腮、疔瘡、癰疽、乳癰、破傷風等急症；婦科疾患11種，內有崩漏、難產、產後血暈、胎衣不下等急症；兒科疾患4種，包括小兒赤游風等；五官科21種，有目赤腫痛、耳聾氣閉、乳蛾、舌腫、牙痛、咽喉腫痛等急症。以上這些，基本上已經概括了祖國醫學中針灸治療的急性病種。

二、探索總結辨證施治規律

為了擴大病種，提高療效，明代醫家重視探索和總結急症針灸中的辨證施治規律，楊繼洲和高武等醫家作出了較大的貢獻。他們通過反覆的實踐，已摸索出以下几條：(一)辨證須精細

急症，一般主證多較明顯，具體辨治時要求作深入細緻的分析。首先須詳析病因病機。如心胸痛：「心痛有九種，有虫、食痛者，有心痹冷痛者，有陰陽不升降者，有怒氣衝心者，此症非一，推詳其症治之」(《針灸大成‧卷九》)。另如頭痛，亦有「風、風熱、痰濕、寒、真頭痛」等的不同(《針灸聚英‧卷二》)。其次，要細辨各種證型，同屬哮喘，有「水哮」、「氣哮」、「咸哮」之異。另外，還須兼顧其他各種因素，楊繼洲曾強調指出，中暑之預後，與得病發病時間有關，「至八、九月方發，乃難治也；六、七月受病淺，風疾未盛，氣血未竭，體氣未衰，此為易治」(《針灸大成‧卷九》)。

急症病重多變，對治療要求較高。關鍵一條，必須對症。《針灸聚英‧卷二》提及，同一急性病症其症候表現不同，取穴亦不同，如痢疾一證，「白痢，大腸俞；赤，小腸俞」；刺灸之法也不同，如腹痛，「實痛宜刺瀉之，…邪客經絡，藥不能及者，宜灸」；刺灸目的亦不同，如發熱，「熱病汗不出…(針)以導氣；熱無度不止，…血以泄熱」。

(三)操作重針法

這也是施治關鍵之一。急症急治，針法的熟悉運用甚為重要。楊繼洲曾對中風不省人事，針人中等穴不效的情況作了分析，認為是「針力不到，補瀉不明，氣血錯亂，或去針速，故不效也」(《針灸大成‧卷九》)。

以上這些認識不僅較前人更為深入系統，而且對今天的臨床，也有一定指導意義。

三、急症針法已近完備

(一)補瀉手法豐富多彩

明代為針刺手法研究的全盛時期。《金針賦》是一篇專門總結當時盛行的各類單複式手法的針灸歌賦。急症應用的手法，多為瀉法，或以瀉法為主兼用補法。如透天涼適用於「風痰壅盛、中風、喉風、癲狂、瘧疾、單熱等一切熱症」，龍虎交騰法能「治損逆赤眼，癰腫初起」等(《針灸大成‧卷四》)。

「氣至病所」手法，得到了明代醫家極大的重視。楊繼洲反覆強調：「有病道遠者，必先使氣直到病所」(《針灸大成‧卷四》)。在竇漢卿《針經指南》的基礎上，進一步將「氣至病所」與補瀉融為一體，形成一套較完整的手法。正確運用這種手法，可以提高急症救治療效，一如《梓岐風谷飛經走氣撮要金針賦》所言：「驅運氣血，頃刻周流，上下通接，可使寒者暖而熱者涼，痛者止而脹者消，若開渠之決水，立時見功，何傾危之不起哉」(《針灸聚英‧卷四下》)。

時間針法到明代有很大的發展。貢獻最傑出的是徐鳳。他在何若愚《子午流注針經》以及其他醫家經驗的基礎上，撰成了《徐氏子午流注逐日按時定穴歌》。這一歌賦，是應用子午流注納甲法的重要依據，并使之得以在針灸界普遍推廣。另一種子午流注針法，即以十二經脈與一日內十二時辰相配的納子法，雖亦始于宋，為丁德用註釋《難經》時首次提出，實際上也是直到明代才由高武加以發揮完善的。運用子午流注針法可以提高急症針灸療效，這在上節已述。而明代醫家在臨證過程中，又進一步指出，子午流注針法應用於急症時必須依據病情靈活掌握，切忌呆板。正如李櫩所云：「燕避戊己，蝠伏庚申，物性且然，況人身一小天地乎故緩病必俟開闔，猶瘟疫必依運氣；急病不拘開闔，猶雜病舍天時而從之病也」(《醫學入門‧卷一針法》)。楊繼洲則更為具體地指出：「遇有急疾奈何…妻閉則針其夫，夫閉則針其妻；子閉針其母，母閉針其子」(《針灸大成‧卷五》)。

另有靈龜八法與飛騰八法，均系以人體奇經八脈配合八卦、干支而構成的時間針法。雖源於竇漢卿之流注八穴，且經同時代的王國瑞發揮，但真正開始廣泛應用於臨床，亦是經徐鳳加工、整理并編寫成《奇經八脈週身交會歌》等多首歌訣之後。四、灸治理法基本完善

灸法，在明代已不及針法應用之廣。急症治療中亦然如此。但是也有一定進展，且出現如《類經圖翼》這樣設專篇論灸治的書籍。

(一)灸療機理系統總結

關於灸治急症的作用機理，在明以前，歷代雖各有不同程度認識，但多是零散的，不完整的。首先對灸治機理作較全面概括的是明代醫家李櫩，他指出：「虛者灸之，使火氣以助元陽也；實者灸之，使實邪隨火氣而發散也；寒者灸之，使其氣之復溫也；熱者灸之，引鬱熱之氣外發就燥之義也」(《醫學入門‧卷二灸法》)。而急症灸治機理，張景岳說得更為明確：「凡用灸者，所以散寒邪，除陰毒，開郁破滯，助氣回陽，火力若到，功非淺鮮」(《類經圖翼‧卷十一》)，譬如「癰疽為患，無非血氣壅滯，留結不行之所致，凡大結大滯者，最不易散，必欲散之，非藉火力不能速也」(《景岳全書‧外科鈐》)。

灸療對急症的防治作用，至明代又有更多認識。晉唐時期記載有艾灸預防瘴毒之類外感邪毒，明代醫家則認識到灸亦可預防臟腑內傷所致的急性病症，當出現中風之候時，「便宜急灸足三里、絕骨四處各三壯」(《針灸大成‧卷九》)，滅其于萌芽。

其次，發現可根據灸後反應來識別病情深淺，如癰毒，灸後「先不痛而後覺痛者，其毒輕淺；先痛而後反不痛者，其毒深重」(《類經圖翼‧十一卷》)。還可據此瞭解預後好壞，如疔瘡一症，「以蒜膏遍塗四圍，只露毒頂，用艾著肉灸之，以爆為度，如不爆者難愈」(《類經圖翼‧卷十一》)。

(三)灸療方法有所革新

明以前，主要採用著膚灸(直接灸)和隔物灸二法施治。明代出現艾卷灸。艾卷灸使用方便，熱力可隨時調節，施灸時間亦能任意控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明代的艾卷灸多為配入一定藥物的藥條灸，稱之為太乙神針，雷火神針等，常用於急症治療。張景岳還記載了一位稱孫道人的所創製的神仙薰照方，對癰毒中「毒邪熾盛，其勢猛急而垂垂危者，則宜用薰照方，更勝于灸也」(《景岳全書‧外科鈐》)。所謂神仙薰照方，實際上也是一種藥條灸。張景岳還詳細介紹了此方的具體操作：先將藥條「以真麻油潤透，點灼瘡上，須離瘡半寸許，自紅暈外圈周圍徐徐照之，以漸將捻收入瘡口上，所謂自外而內也。更須將捻猛向外提，以引毒氣，此是手法。此藥氣從火頭上出內透瘡中，則毒隨氣散，自不內侵臟腑」(《景岳全書‧外科鈐古方》)。這種灸治手法的應用，有助于療效進一步提高。在急症灸治的壯數上，張景岳也提出了新看法：「灸者必令火氣直達毒處，不可拘定壯數」，如能「前後相催，其傚尤速」(《類經圖翼‧卷十一》)。這裡，已將「氣至病所」和灸治壯數作了有機結合，無疑是「氣至病所」法在灸治上的一種創新。

五、急症醫案較詳細完整

針灸急症醫案，最早為《史記》所載扁鵲治虢太子尸厥，便屬史料。後世的《備急千金要方》、《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也有部份記述，然而往往以他人或前人醫案為主，多係隻字片語的傳說。《針灸資生經》記載不少作者本人及其親屬的醫案，有一定價值，但亦失之于簡略。我國古代針灸醫案記錄較詳涉及面較廣者，當推楊繼洲醫案。楊氏醫案載述其行醫46年中所治針灸驗案共27則，其中急症醫案近20則。病種包括：痢、嗽血、癇證、狂證、傷寒、咽喉急症、便血、兩腿風以及當時診斷不明的危異之疾等。醫案內容詳細，辨證確切，組方嚴謹，講究手法，故療效顯著。如熊可山一案，病人患痢兼吐血不止，身熱咳嗽，繞臍一塊痛至死，脈氣將危絕。症候複雜，病情險重，眾醫都認為不治。楊繼洲按急則治其標之意，抓住急中之急的腹中氣塊劇痛一症，「急針氣海，更灸至五十壯而蘇，其塊即散，痛即止。後治痢，痢愈；治嗽血，以次調理得痊」(《針灸大成‧卷九》)。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針灸避忌問題。唐‧孫思邈最早提出急病不必拘此。至明代，避忌之風愈演愈烈，各種禁忌，諸如「尻神禁忌」、「人神禁忌」之類到處盛行。對針灸學的發展起了某種阻礙作用。特別是急症，最重不失時機搶救，矛盾更為突出。當時，一些具有豐富學識和臨床實踐的針灸醫家已對此持懷疑態度。高武認為「以上諸禁忌，惟四季所忌，似合《素問》，其餘不知何時何人所起…卒急何暇選擇，此時人神、尻神亦憫病危而不禍乎」(《針灸聚英‧卷三》)所以，他尖銳地指出：「夫急難之際，命在須臾，必待吉日後治，已淪于鬼魅」。楊繼洲亦曰：「若急病，人尻神亦不可避也」(《針灸大成‧卷四》)。他還針對《標幽賦》的二句歌賦：「望不補而晦不瀉，弦不奪而朔不濟」，特別加以註解：「如暴急之疾，則不拘矣」(《針灸大成‧卷二》)。尤為難能可貴的是，楊氏醫案中還記錄了二則不避禁忌的驗案。如王會泉亞夫人案，病人患危異之疾，半月不飲食，目閉不開，六脈似有如無，病情嚴重。他認為「此疾非針不蘇。…但人神所忌，如之何若待吉日良時，則淪于鬼魅矣」，於是「即針內關二穴，目即開，而即能食米飲，徐以乳汁調理而愈」(《針灸大成‧卷九》)。以上這些體現了明代醫家在急症救治實踐中尊重科學的精神。

清代，產生了不少針灸著作，包括《神灸經綸》這樣的灸治專書，另有一些收集民間治療方法的書籍，如趙學敏編的《串雅外編》等，都包含有相當多的急症針灸方面的內容。但由於多數書籍重在彙集前人文獻，加之清朝後期道光帝明令禁止太醫院設針灸科，導致整個針灸學科的衰落，使得急症針灸未能取得更多的成就。清代大致有以下兩方面發展：

一、治療範圍有所擴大

溫病學說到清代已經成熟，一些急性溫熱病症候逐步採用針灸治療，并獲得較好的效果。如瘟疫：「熱入血室，發黃，身如煙薰，目如金色，口燥而熱結，砭刺曲澤出惡血，或用鋒針刺肘中曲池之大絡，使邪毒隨惡血出，極效」(《針灸逢源‧卷五‧瘟疫》)。

一些凶險重症，歷代記載多屬不治的，至清代，隨著治療方法的改進，逐漸使之成為可治。諸如疔瘡走黃一症，「毒氣內攻，走黃不住，瘡必塌陷，按經尋之，有一芒刺直豎，乃是疔苗，急用針刺出惡血，即在刺處，用艾灸三壯，以宣餘毒」(《針灸逢源‧卷五》)。

二、刺灸之法有所發揮

首先在操作方法上有一些增補。急症灸法，在隔物灸方面，清代又增加了黃蠟灸、豆豉餅灸、蠐螬灸等，《串雅外編》還收編了民間的雞子灸(即用雞蛋白乘熱覆蓋于腫毒上，上用艾灸之)、碗灸等法。多用於治療急性癰毒。另外，救治瘋犬咬傷，還主張在咬傷處「急用大嘴砂酒壺一個，內盛干燒酒，燙極熱，去酒以酒壺嘴向咬處，如拔火罐樣，吸盡惡血為度，擊破自落，上用艾炷灸之，永不再發」(《醫宗金鑒‧刺灸心法要訣》)。急症刺法，《串雅外編》也收集了這方面的民間防治經驗。如刺血治急痧將死，方法是「將口撐開，看其舌處有黑筋三股，男左女右，刺出紫血一點即愈。刺血忌用針，須用竹箸嵌碎磁碗尖為妙」(《串雅外編‧起死門》)。另有針挑治悶疹子，(指麻疹不能透發)、喉痹等。

關於急症治療次數，歷代未明確指出。鑒于急症勢如奔馬閃電，清朝一些醫家提出某些急重之候，要求治療不可間斷，甚至日可2次。如癰腫瘡毒，須「針無間日，如或針間日則無效矣，…或一日再刺，以瀉其毒」(《針灸集成‧卷二》)。現代治療急症，亦主張連續追截，重者日針2至3次，這對於扭轉病勢頗有臨床意義。

另外，清朝醫家強調審證取穴，正如吳亦鼎所云：「灸法亦與針并重，而其要在審穴，審得其穴，立可起死回生」(《神灸經綸‧引言》)。

綜上所述，我國的急症針灸證治，奠基於秦漢，經過晉唐宋大量臨床、特別是灸治方面實踐的豐富充實，金元在理法上的創新突破，至明清終於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和完整的理論和技術，與中醫學的其他療法一起，在同急性疾病鬥爭，保護古代勞動人民健康上，作出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