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唐時期重視灸法的趨勢一直延至宋代。當時社會風氣重灸，根據《南史‧齊本紀》的記載，有人自北方學來灸法，由於治有效驗，一時間都城中大為盛行，甚至「詔禁之不止」，被稱之為「聖火」。考其原因，除灸法療效顯著外，可能與其法簡方便、易于掌握推廣有關。而灸法的興起，與急症救治是分不開的。我國灸法先驅之一東晉人葛洪，在其急症專著《肘後備急方》中，載針灸醫方109條。其中，灸方竟達94條之多，并指出灸法對於急症「用之有效不減于貴藥，已死未灸者，猶可灸」(《葛洪肘後備急方‧卷二》)。隋‧巢元方之《諸病源候論》涉及針灸內容雖很少，亦提到灸治中風、各類心痛症等。唐代名醫孫思邈，曾正確地提出過「若針而不灸，灸而不針，皆非良醫」的觀點(《備急千金要方‧卷三十》)，在極少數急症治療中，也根據臨床經驗的積累，發現灸的療效不及針刺，如崩中帶下，「灸亦佳，但不及針」(《千金翼方‧卷二十六》)。但是，鑒于時尚的影響，《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所載的針灸醫方，灸方仍占明顯優勢。孫思邈還特別強調「大凡人有卒暴得風，或中時氣，凡百所苦，皆須急灸療，慎勿忍之停滯也」(《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唐代另一醫家王燾更大力提倡灸法，認為「火艾之功，過半于湯藥」(《外台秘要‧卷三十九》)。在其所撰《外台秘要》一書中，廣泛收錄了唐以前的大量急救灸方，在一定程度上對灸法應用於急症起了推廣作用。
至此，一反從《內經》至《針灸甲乙經》重針輕灸的傾向，灸治成為急症醫療的主要方法，在大量急性病症治療中取代了針刺的位置。晉唐時期在急症灸治方面主要有以下貢獻：
一、革新施灸方法《肘後備急方》首創隔物灸，包括隔蒜灸、隔鹽灸、隔川椒灸、隔麵餅灸以及瓦甑灸、燒艾于管中薰灸等。《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更補充了隔豆豉餅灸、隔附片灸、隔商陸餅灸等。隔物灸，較之直接灸具有痛苦小、損傷小，病人樂于接受的優點。且按不同症情選擇各種隔物，還可發揮隔物之輔助治療作用。
二、重視急症特點
晉唐時期，灸法多用治急症。所以，十分注重急症的臨床特點，并採取各種相應措施，主要有下列几條：
(一)灸的壯數和療程應據病情掌握
灸癰疽毒腫，壯數宜多：「不覺消，數數灸，唯多為善」(《葛洪肘後備急方‧卷五》)；而治療「口歪僻者，銜奏灸吻口橫文間，覺火熱便去艾，即愈，勿盡艾」(《葛洪肘後備急方‧卷三》)。同屬急重之症，壯數雖有一定範圍，也各不相同，如「卒暴百病，…灸頭面四肢宜多灸，腹背宜少，其多不過五十，其少不減三、五、七、九壯」(《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外台秘要‧卷三十九》還提到「欲灸風者，宜從少以至多也，灸寒者，宜從多以至少也」。至於灸治療程，急症急治，多可速愈，一般療程不長；但對某些病症，則要求長期用灸，如狂犬咬傷：「灸瘡中十壯，明日以去，日灸一壯，滿百乃止」(《葛洪肘後備急方‧卷七》)。
(二)治療上突出一個「急」字
首先強調及早灸治，「凡卒患腰腫、附骨腫、癰疽、節腫風、游毒、熱腫，此等諸疾，但初覺有異，即急灸之立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其次，為了提高急症救治效果，講究艾絨採集質量，「常預收三月三日艾，擬救急危」(《千金翼方‧卷十七》)。但遇到急危之際，亦可以他物代艾，如「眾蛇螫，灸上三七壯。無艾以火頭稱瘡孔大小瞤之」(《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五》)。另外，對於帶有某種迷信色彩的所謂針灸禁忌日，急症救治時也可不必顧及：「若事急卒暴不得已者，則不拘此也」(《千金翼方‧卷二十八》)。
三、注意驗證療效隨著急症臨床日益增多，晉唐時代的一些醫家已注意到對灸治效果的驗證，這對增強客觀性、科學性，提高臨床療效有較大意義。如葛洪提到，霍亂諸急症中「不治者可灸肘椎，已試數百人，皆灸畢即起坐」(《葛洪肘後備急方‧卷二》)。《外台秘要‧卷十九》收錄治腳氣方31首，亦指出「諸灸法并經用，所試皆驗，灸畢應時即愈」。更為可貴的是，有的醫家還作了親身體驗。葛洪「嘗小腹下患大腫，灸即差，每用之，則可大效也」(《葛洪肘後備急方‧卷五》)。
四、擴大灸法應用
晉唐時，灸治急性病種大為增加，《肘後備急方》所治的內科急症就達25種之多。《備急千金要方》記載的更為豐富。灸法預防急症用於臨床實踐，《肘後備急方》在「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中，特別提出「密以艾灸病人床四角，各一壯」，以預防傳染。孫思邈除了提到灸足三里防瘴毒外，還強調灸防急症宜因地制宜：「河洛關中土地多寒，兒喜病痙，其生兒三日，多逆灸以防之。…吳蜀地溫，無此疾也。古方既傳之，今人不詳南北之殊，便按方而用之，是以多害于小兒也」(《備急千金要方‧卷五上》)。除此之外，《外台秘要‧卷四十》曾提及「凡狂犬咬人著訖，即令人狂，精神已別。何以得知，但看灸時。一度火下，即覺心神中醒然，方知咬已即狂，是以須深知此」。表明灸法還被用來判別急症病情輕重和預後。
在急症針治方面，晉唐時代進展不大。其中毫針刺法，雖也用治某些急症，且也發現有的療效勝于灸治，但應用不廣，發揮很少。刺血法，基本上承襲《內經》。另創製一種刺血敷藥法，「凡療丁腫，皆刺中心至痛，又刺四邊拾餘下，令血出，去血傅藥，藥氣得入針孔中佳，若不達瘡里，療不得力」(《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二》)。《外台秘要‧卷二十四》還記載了一種特殊的治法：「療發背…急用針刺上七八針，取冷水用筒擊射腫上，日夜不止，疼歇腫消」。古代由於針具粗糙，刺血不當可造成出血過多的情況，《備急千金要方‧卷六上》主張「燒鐵篦令赤，熨瘡數過，以絕血也」。
須一提的是火針法，在唐朝得到了較大重視。《備急千金要方》中，多處作了介紹。所治病種已擴大至癰毒、疔瘡、馬黃黃疸、驚癇等急症，有的經醫家長期驗證，確有效驗。如「風眩之病，…困急時但度灸穴，便火針針之，無不差者…余業之以來，三十餘年，所救活者數十百人，無不差矣」(《備急千金要方‧卷十四》)。在火針具體操作上，也指出：「以油火燒之，務在猛熱，不熱即于人有損也」(《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其他，《肘後備急方‧卷一》還提到指針法和挑針法。如治卒中惡死，既可用指針法「令爪其病人人中，取醒」，亦可用挑針法「視其上唇里弦弦者，有白如黍米大，以針決去之」。
按上所述，晉唐時期在急症灸法防治上取得較大進展，無論在病症種類，灸治方法及防治經驗等方面都勝過先秦兩漢。不過，從總體上說，這些進展，主要還是臨床上的總結，這顯然是由於這個時期以臨床醫學為主的特點所決定的。
除了火針獲得一定發展外，針法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晉唐時期，這種偏重灸療的風氣，特別是王燾等主灸派貶針褒灸的偏執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急症針灸學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