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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運用針灸治療急症,我國現存文獻中最早見於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二部帛書(帛書‧經脈甲種、乙種或稱脈灸經)。帛書所載的經脈病候,不少為急性病症。其中以痛症為主,包括臟腑痛症(如心痛、肝痛、脘痛等)、體表及五官痛症(如腰痛、胸痛、脅痛、頭痛及目痛、齒痛、嗌痛等)。此外尚有其他各類急症:血證(咳血、衄血)、心悸、狂、癇、癃、厥、瘧等。治療方法,均為灸所屬之經脈。有些病症,甚至可以「久(灸)几(既)息則病已矣」(《五十二病方》)。同時,鑒于當時治療水平低下,不少急症屬灸法所不治,帛書也作了如實的記載。如:「熱中…有而心煩,死,勿治毆(也)」(《五十二病方》)。

成書于秦漢之際的《黃帝內經》奠定了急症針灸證治的基礎。內載針灸治療的急性病候,雖只三十餘種(類),但已概括內、外、五官以及部份兒科的主要症候。以內科為例,包括風痙反折、中風偏枯、各類急性熱病、各類急性痛症、喘咳、厥逆、癲、狂、癇、霍亂、嘔吐、泄瀉、瘧疾等。後世在急症病種上的豐富和發展正是本源於《內經》。在急症治療上,有些病開始進行辨治。如急性熱病,便是從以下几個方面辨治的:(1)據發病部位:熱始于足脛者,刺足陽明發汗;(2)據發病時間及脈象: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九刺;熱病七日八日,脈口動喘而短者,淺刺手大指間;(3)據嚴重程度:重者,五十九刺;輕者取一穴或數穴;(4)據不同兼症:如熱病兼風痙反折,取足太陽。此類辨治雖然粗略,卻是急症辨證施治的一個開端。刺法上,九針為主,強調針對不同的急性症候採用不同的針具。除毫針刺外,刺血法應用甚廣,包括贊刺、絡刺、豹文刺等,用以治療寒熱病、癲狂、瘧疾、腰痛及五臟急症。火針,《內經》稱「大針」或「燔針」,應用較為局限,主要治療以腫痛攣急為特徵的經筋急症和寒痹,要求「燔針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靈樞‧經筋》)。在急症灸法上,記述不多,用於癰腫、瘧疾、狂證等。一般採取直接灸的方式,「狂而新發…灸骨骶二十壯」(《靈樞‧癲狂》)。其中癰疽一症,《靈樞‧癰疽》提到:「癰發四五日逞之」。以灸法治療,對後世影響最大。更為可貴的是,《內經》首次提出刺灸并用或針藥結合救治急症,如「瘧脈小實,急灸脛少陰,刺指井」(《素問‧刺瘧篇》),另如墜墮所致「惡血留內,腹脹滿脹,不得前後,先飲利藥」,再刺絡出血。這方面內容雖不多,但意義深遠。另外,《內經》中已意識到須掌握適當的救治時機,認為「凡治瘧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時也」(《素問‧刺瘧篇》)。

張仲景之《傷寒雜病論》,較系統地總結了漢以前診治急性熱病的豐富經驗,內中有關針灸的條文雖僅35條,但在急症針灸防治上也作出了一定貢獻。其一,創立三陽宜針,三陰宜灸的原則。急性熱病早期,實熱為主,應針瀉邪熱;及至三陰,多屬虛寒,特別是對脈微(甚至無脈)、四肢厥逆等急重症候,灸之尤宜。這一原則,長期為多數醫家所遵循。其二,重視及早防治急症。急性外感熱病,病勢急驟,應在病邪「適中經絡,未流傳臟腑,即醫治之。四肢才覺重滯,即導引、吐納、針灸…」(《金匱要略》);當發病後,傳變甚速,亦可用針刺之法予以截斷,如「太陽病,…若欲再作經者,針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傷寒論》)。其三,在某些病候上補《內經》所不備。針灸治療婦科急性病症,《內經》中缺如,《傷寒雜病論》中則有介紹。如「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胸脅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取之」(《傷寒論》)。另外,亦提倡針藥結合,指出:「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卻與桂枝湯則愈」(《傷寒論》)。

《針灸甲乙經》是我國醫學史上第一部針灸學專著。急症治療也是其主要內容之一,並在《內經》基礎上有較大發展。

表現在:

(1)針灸救治的急性病症範圍擴大。該書所載200多種病症中,大部分為急症。這些病候,雖多本于《內經》,但也有下列二種情況,一種系《內經》或《傷寒雜病論》所無,尤以婦科和兒科為多,如婦科,即增補了乳癰、崩中、難產等症的針灸治療;另一種為以前醫籍雖已提及但未記載用針灸治療的,如「剛痙」一症,《金匱要略》僅提到藥治,《針灸甲乙經‧卷七》指出:「剛痙太陽中風感于寒濕者也,其脈往來進退,以沉遲細,異于傷寒熱病。其治不宜發汗,針灸為嘉。」

(2)補充大量急症處方。《內經》的急症取穴組方尚不完善,以經取經,或取一、二穴組方的情況頗為多見,《傷寒雜病論》取穴範圍更為局限。《針灸甲乙經》除了增補許多有效的急症單方外,還記述了不少多穴組成的復方,如「狂易,魚際及合谷、腕骨、支正、少海、崑崙主之」(《針灸甲乙經‧卷十一》)。其中有些還講一步強調選穴的主次與針刺之先後,如「癲疾(相當於癲癇發作──引者),上星主之。先取譩譆,後取天牖、風池」(《針灸甲乙經‧卷十一》)。重視補瀉及氣至:關於針刺補瀉及講究氣至感覺,《肉經》中只作了一般的論述。《針灸甲乙經》則在具體治療中加以闡發。如「飧泄,補三陰交,上補陰陵泉,皆久留之,熱行乃止」(《針灸甲乙經‧卷十一》)。急症救治,正確施用補瀉手法,激發經氣活動,更可提高療效。如「病在少腹痛,不得大小便…刺腰髁間,刺而多之盡煿,病已」(《針灸甲乙經‧卷九》)。這方面內容雖不多,但頗有價值。

總之,從秦漢直至晉初,是我國針灸防治急症歷史上的奠基時期,其總的特徵是:

一、應用針灸治療的急性病症已經遍及內、外、婦、兒及五官各科,但病種還不多,分類亦欠精確。

二、治療方法從純用灸治逐步發展到毫針刺為主,兼用刺血、灸治、火針等法。張仲景確立的三陽宜針、三陰宜灸的原則,在當時有其積極意義,但對後世也產生某些消極的影響,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灸法應用於急性熱症。

三、配穴組方,經歷了從經病取經(脈)到循經取穴,從單方到復方的過程。但這一時期的處方,還是以單方為主,復方亦不夠嚴謹,辨證組方尚處于初級階段。

四、針刺手法,除了提出補瀉法外,開始注意到激發溫熱針感循行對療效的影響。從總體看,補瀉手法還較粗略簡單,對氣至針感的描述及認識僅是初步的。

五、開始提出急症針灸應掌握時機、及早防治的思想,在某些地方還體現了針灸并用或針藥結合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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