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用和 (1200~1268) 字子禮，是一位求是務實的醫學家，12歲時就拜師學醫于劉開門下，17歲時就開始行醫。一生中行醫50多年，認為世變有古今的不同，風土也有燥濕的差異，人的體質也有強弱之分，若一概用古方來治療今病，療效不理想，不可取。所以，他本著「師傳濟生之實意」、學以致用、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將前人的理論經驗與臨床實踐相結合，經過30多年的觀察體驗，著成《濟生方》一書，共10卷，內容豐富，不愧為一部佳作。後又經過15年的再實踐，更加完備，於是復著《濟生續方》。總之，他一生非常注重實踐，講求實效，嚴肅認真的治學態度，實為可佳。

另外，他的學術思想主要反映在其所著的《濟生方》一書中，此書論方結合，分列外感和內傷，旁及外、婦、五官等許多疾病,但尤以雜病為側重點,下面具體說說其學術思想。

1. 重視臟腑辨證，詳究脈因證治。他以臟腑學說為基礎，從人體生理、病理特性來分析病因病機，按照虛實寒熱各型證候，作為立法疏方的依據。特別是「臟腑虛實論治」各篇，對辨證及治法闡發最多，如「肝膽虛實論治」篇，先論肝膽的生理特點以及病因，然後論述肝膽寒熱虛實的病證表現及治法，他從臟腑功能出發，闡其常的同時識其變，對臟腑病變的發生、發展、轉歸及治法等，論述得非常精闢扼要，提綱挈領，使人一目瞭然，所以後人評價他的方論「微言精要，信為司命繩墨」，比較切當。另外，他在辨證施治過程中，還強調脈因證治的完整性，如「便血評治」篇指出，「脈來浮弱，按之帶芤者是下血也。」其病因「多因過飽，飲酒無度，房室勞損，榮氣衛虛，風冷易入，邪熱易蘊，留注大腸，則為下血」，其證「血色鮮者風也；色如小豆汗者寒也；濁而色黯者熱也」，其治療多沿用「風則散之，熱則清之，寒則溫之，虛則補之」的原則。這種脈因證治「四者不失」的觀點，體現了中醫「辨證求因」、「審因論治」的特點。
2. 重視生化之源，補脾兼主補腎。他強調顧護脾胃正氣。他說，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以胃為主。蓋胃受水翩A脾主運化，以血生氣，來充四體。認為脾胃「沖和」不可傷，傷則病，諄諄告誡用藥注意「不壞脾胃」。在強調脾胃的同時，他更重視腎的作用，如他論「補真丸」時說，「房勞過度，真陽衰虛，坎火不溫，不能上蒸脾土，沖和失布，中州不運，…古人云補腎不如補脾，余謂補脾不若補腎，腎氣若壯，丹田火經上蒸脾土，脾土溫和，中焦自治，膈開能食矣。」這是對命門腎中真火學說的繼承和發展，對明代命門學說的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又如論「遺濁」時說，「心受病者令人遺精白濁，腎受病者也令人遺精白濁。此皆心腎不交，關鍵不牢之故也。」這是「心腎不交」說的始見，也體現了他重視先天之本的觀點。
3. 氣道貴在通順，治病要善於調氣。他認為「人的氣道貴在順，順則津液流通」，所以治雜病應把調氣放在重要地位。如治療中風，指出「若為內因七情而得之，治法應當調氣，不應當治風，外因六淫而得之，也應當先調氣，然後依據所感之氣隨證治之，這是一種較好的辦法」。對於痰飲，也主張「順氣為先，分導次之」。又如治療泄瀉，提出「七情傷感所致，兼用調氣藥，隨證主治，則不失其機要矣」。同時，他還善於選用芳香理氣藥，如丁香、木香、沉香、檀香、砂仁等，既能通達氣機，又能醒脾悅胃，是其長處。
4. 在辨證、制方、用藥方面的貢獻。他在辨證論治方面，也有不少創見，如指出水腫須與蠱脹鑒別，「蠱脹腹滿而不腫，水腫面目四肢俱腫。治蠱用水藥，治水宜用蠱藥，非其治也」，治水腫主張以實脾溫腎為主，縱陽水實證，也宜用清平之藥，反對峻劑攻逐，如鴨頭丸治陽水，僅取葶藶不緩下，配豬苓、防己之淡慘。葶藶丸中用牽牛也是半生半炒，以緩其性，可見他用藥一絲不苟。又如治療痢疾，他反對早用固澀斷下藥，指出，「嘆世之人初感此病，往往便用罌粟殼、石榴皮、訶子肉輩以止澀之，殊不知痢疾多因飲食停滯于腸胃所由致，…必以導滌腸胃，次正根本，然後辨其風冷暑濕而為之。」同樣，對於咳嗽的治療，也力戒早投烏梅、罌粟殼之類收斂止咳藥，以免閉門留寇。另外，他還十分講究藥物炮製如巴豆除用巴豆霜入藥外，常用其他藥伴炒取其性，如治疝的金鈴子散，巴豆與川楝子同炒去巴豆用柬子；治積聚的香棱丸，與莪朮同炒用莪朮；卻痛散巴豆與良薑同炒用良薑，足見他用藥是很精細的，甚得制方之妙。

與此同時，他還注重制方之法度，指出，「間有藥用群隊，必使剛柔相濟，佐使合宜，」「用一剛劑，專而易效，須當用一柔劑，以制其剛，庶几剛柔相濟，即使不能有立竿見影之速，也可使其無後患。」所以他制方往往剛柔相濟，動靜結合，陰陽相須，如歸脾湯中用木香，補而不滯，鱉甲地黃湯中用肉桂，滋而不膩。又如治療血證，不專事止血，多參以溫化祛瘀之品，或加入薑汁，或加入錦紋，或加入蔥汁，或加入乳香，使止血而無留瘀之不是，可見其制方的嚴謹性。

綜上所述，嚴用和不愧為一代學術精湛、求是務實的醫學家，所撰《濟生方》立論精當，辨證簡明，用藥善守法度，制方不泛不繁，既有繼承性，又有創造性，是一部實用價值較高的方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