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机（150~219）字仲景，南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人，东汉医学家。张机从小精通博书，并嗜好医学，曾从同郡张伯祖学医，后任长沙太守，人称“张长沙”，其方书亦被称为“长沙方”。仲景年轻时曾拜访同乡的名士何颙，颙告知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卒如其言。(《何颙别传》)

东汉末年，疫病流行，仲景家族在不到10年的时间，就有2/3的人染病身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7/10人。他刻苦攻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收集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治疾病的丰富经验和心得体会，并使之提高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创造性地著成《伤寒杂病论》这样一部划时代的临证医学名著。刻苦的钻研和长期的医疗实践，使张仲景成为一位杰出的临证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宗之圣”。

张仲景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他认为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医生除要有高明的医术外，必须具备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因此他对于那些“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对斯须，便处汤药”，草菅人命的医疗作风，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那些面对疫病流行束手无策，却又“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墨守陈规的庸医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他还驳斥了“钦望巫祝，告穷归天”，请求鬼神保佑的迷信思想，指出其结果只能“束手受败”。正是基于这种反对迷信，反对苟且，注重实践，认真钻研，敢于创新的精神，他才成为“医圣”。张氏著有《伤寒杂病论》16卷（210），该书原本散佚，经后世医家搜集整理，分成现在流行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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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用三阴三阳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张仲景取“医经家”“经方家”两家之长，熔为一炉，他根据《素问﹒热论》三阴三阳分证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及其演变加以总结，提出了较为完整的三阴三阳辨证体系，还把《内经》以来的脏腑、经络和病因等学说，以及诊断、治疗等方面的知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运用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的治疗方法及各个方剂和具体药物的选择使用，对于外感热病的产生、发展和辨证论治提出了切合实际的辨证纲领和具体的治疗措施。在各科杂病方面，仲景从整体观念出发，根据脏腑经络学说，运用朴素的表述方法，对疾病的病因、发病和每一种病的理法方药都有详略不同的论述，提出了根据脏腑经络病机和四诊八纲进行病与证相结合的辨证方法。仲景对杂病偏重于一个一个疾病的研究，有利于深化人们对许多疾病的认识，具有十分明显的优越性。
2. 发展了病因病机学说。“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将复杂的病因概括为三大类，并阐述了三类不同的病因与杂病发生的关系，这可称为中医学中最早的比较明确的病因学说，即后世所谓的三因致病说。关于疾病的发生，仲景认为是否发病取决于人体正气的盛衰，强调了正气为本、邪气为标的科学观点。
3. 对方剂学的贡献。张氏临证处方，法度严谨，在因证立法，以法统方，随证加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组方原则，因而被后世尊为方剂学的鼻祖，仲景方亦被称为“众方之祖”。在《伤寒论》中载方113首，用药品种87种，《金匮要略》中载方262首，所用药物达116种。仲景方经过长期临床实践验证，疗效显著，至今仍为国内外医家广泛应用，其中有些方剂还照原方制成了成药。张仲景不仅总结了3世纪初我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而且进一步确立了运用理法方药和辨证施治的原则，使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为后世中医学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所创立的不少治疗原则和方法至今仍在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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