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岳美中，原名岳中秀，号锄云，出生在河北省滦南县小岳各庄的贫苦农民家庭。从8岁起，靠父母东挪西借读了8年私塾。他学习刻苦，五经四书皆能背诵。继之考入半费的滦县师范讲习所，17岁充任小学教员。他于教学之余，随乡居举人石筱珊先生学习古文诗词，获深厚的文史学基础。1925年，为赴梁任公王静庵创办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之考，岳美中积劳成疾，肺病咯血，教师职务也被辞退。岳美中在养病中萌发了学习中医的念头，乃购得《医学衷中参西录》、《汤头歌诀》、《药性赋》和《伤寒论》等书，边读边试着服药。经过年余的休养和服中药，肺病竟获痊可。他亲自体验到中医确能治病，于是决心钻研医学，自救救人。

岳美中学医之初，先从《医学衷中参西录》入手，研读了宋元以后医家的名著多种。为体察药性，常购药自服，一次因服石膏过量，下泻不已。某夫人患血崩，请岳美中诊治。数剂药后，竟见平复。春节时，患者全家人坐车前来致谢，引起轰动。邻村小木匠徐福轩，突患精神病，烦躁狂闹，诸医束手无策，岳美中细察脉证，系“阳狂并有瘀血”，予调胃承气汤治疗而愈。消息传开，就医者门庭若市。靠友人资助，岳美中在滦县司各庄开设小药铺，取名《锄云医社》，自此开始行医。

1935年，岳美中经朋友介绍，到山东菏泽县医院任中医部主任，一边诊病，一边研读上海陆渊雷先生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稍后即加入陆先生创办的遥从(函授)部学习。当时尽管诊务繁忙，但对所学课业必皆认真完成，寄至上海请教。有一篇写学习体会的《述学》课卷，受到陆氏赞赏，先生加了鼓励的按语谓：“中医得此人才，足堪吐气”，并推荐刊载在《中医新生命》上。1938年春，岳美中去博山应诊，恰逢日军攻城，城破后落荒逃至济南，蒙山东名医郝云斌资助，他才得以返回家乡。嗣后又去唐山行医。1938～1948年，岳美中白天刀匕壶囊，为群众解除疾病痛苦；晚上黄卷青灯，以经方为主兼研各家。生活虽然艰辛，学业却大有精进。在行医之余，他撰写了《实验药物学笔记》、《锄云医话》、《锄云杂俎》等共30余册。1946年，岳美中赴北平参加考试，取得中医师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岳美中出任唐山市中医公会主任，唐山市卫生局顾问。1953年，他曾和李鼎铭之子李振三，共同起草了发展中医事业的万言报告，上呈国务院。1954年春，岳美中被调到华北行政委员会中医实验所任医务主任；8月，调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筹备处门诊部副主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稍后，曾赴辽宁省考察麻风病，对麻风病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接着被聘为《性病麻风病杂志》副总编辑。1957年，他曾作为首批中国医学代表团的唯一中医代表，访问日本，进行学术交流。1959年，他被派往苏联，执行医疗任务。1962年，他随中国医疗组赴印度尼西亚为当时任总统的苏加诺治疗左肾结石、肾功能衰竭症，将中医治疗“石淋”的方药创造性地用于治疗本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苏加诺称之为“社会主义中国中医学的奇迹”。

1970年以后，岳美中除平日应诊以外，在国内承担著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医疗保健任务，锐意研究防治老年疾病，为胡志明、崔庸键等治病，受到国外的好评。1972年，他上书卫生部和中央领导，倡议开办全国中医研究班获准，1976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员，1978年转为中医研究生班。1978年7月，在招考中医研究生复试中，因过度劳累，患中风(急性闭塞性脑血管病)左半身偏瘫，卧床不起，直至1982年逝世。

岳美中晚年曾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会医药卫生组副组长，国家科委中医专业组成员，卫生部科委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顾问，中医古籍出版社顾问，中国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主任，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内科主任、教授等职务，受到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爱戴，在中医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勤奋治学刻意求真

岳美中学医之始，是因肺病略血，求治无效，遂购阅医书，欲谋自救。中道习医，既无家传，又乏师承，主要靠刻苦自学，经历较多坎坷。其学医过程可概括为3个阶段：初学之时，从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入手，多以时方应病家。临证稍久，觉其局限，转而学习清代吴鞠通、王孟英之温病学说，用之临床，效失参半，亦觉其方琐细冗弱。其后研读《伤寒论》、《金匮要略》，见其察证候不言病理，出方剂不言药性，从客观以立论，投药石以祛痰。其质朴之学术，实逼近科学之堂奥，真是祛病之利器。后又钻研唐代《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诸书，其中质朴之学，实用之方，直上接仲景，果能用之得当，亦有如鼓应桴之效。从1934年到1949年间，即专用古方治病，时起大症。益坚信中医之奥妙，原不在宋元以后。因此，在多年中，对唐代以前医学愚衷款款，矻矻研求，不无收获。这是第一阶段。

以后，岳美中在不断学习体会中逐渐认识到专执古方亦有不足。一方面，临证时遇到的疾病多，所持的方法少，有时穷于应付，不能泛应曲当；另一方面，经方有侧重温补处，倘有认证不清，则必病随药变，持平以论，温、热、寒、凉，一有偏重，其得失是相等的。治病若先抱成见，则难期完整的疗效。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他经过读书临证和与同道商讨，认识进了一步，体会到了专学“伤寒”，容易涉于粗疏，专学“温病”容易流于轻淡；粗疏常致于偾事，轻淡每流于敷衍。必须学古方而能入细，学时方能务实。入细则能理复杂纷纭之繁，务实则能举沉疴痼疾之重。当时，岳美中曾对这一段学习与临证体会加以总结，认为治重病大证，要用张仲景的经方；治脾胃病，用李东垣的方较好；治温热及小病轻病，叶派时方细密可取。总之，只有因人、因证、因时、因地制宜，选方用药，才能不偏不倚，恰中病机。这是第二阶段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