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董建华，1918年12月9日出生于上海青浦县，出身中医世家，他的曾祖父是一位中医眼科大夫。外祖父是位秀才出身的儒医，善治热病急症，闻名乡里。耳濡目染，使他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先在本乡私塾学习古文，然后进入中学学习，为后来学习中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7岁时，按照父亲的安排，拜上海名医严二陵为师。严二陵是驰名沪、江、浙一带的中医大家，不仅擅长内科，对妇儿杂症也有独到之处。在随师应诊的过程中，董建华细心观察、揣摩、勤思勤问、虚心刻苦。随诊之余，他苦读《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及《诸病源候论》、《丹溪心法》、《景岳全书‧》、《温病条辨》、《医学心悟》、《时病论》等各家论著。每读一书，他都要摘录，结合临床实践写出心得体会。遇到疑问，虚心向老师及师兄求教。日积月累，不仅学到了老师临床诊治疾病的经验，而且掌握了中医理论，深得老师的真传。他知道，要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必须广开思路，集思广益。因此，他一面精益求精地探索严先生的学术思想，同时博采众家之长，广泛收集名家验案，临证加以运用、比较，开拓了自己的思路，为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打下了基础。

1942年，董建华返回故里，开业行医。他一面为患者诊治，一面在秦伯未开办的中医函授学校深造。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动乱，百姓生活困苦，天花、霍乱、伤寒等传染病流行，董建华不计报酬，无论穷富，精心为患者治病，积累了极丰富的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了青浦县城厢联合诊所主任，县卫生协会主任，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县分会副会长以及县政协委员等职。

1955年，董建华被选送到江苏省中医师资进修学校深造，使其10多年的实践经验得以升华。由于成绩突出，受到了学校的嘉奖，尔后留校负责伤寒与温病的教研工作。

1957年，董建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卫生部为加强并充实北京中医学院的师资力量，董建华奉命首批由南京调到北京工作。在他担任学院温病教研室主任期间，致力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改革试点工作，为教学质量的提高，为教研室的建设，为开创阶段的北京中医学院的教学、医疗、科研工作，发挥了卓有成效的奠基作用。为此，于1960年被评为北京市和全国先进工作者。

1974年，董建华作为中国卫生代表团顾问，出席了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第27 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传统医药学在保障人民健康与改善环境卫生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的报告，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他还应邀出席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东洋医学会学术年会，并作为国家医学专家先后专程为菲律宾、喀麦隆等国家的首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医疗保健工作，为中医走向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

1978年，董建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被选为中华医学会理事，继而担任了中华全国中医学会（1991年改称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医内科学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医专业组成员，卫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发展我国中医事业和弘扬中医学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83年，董建华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1988年、1993年连任了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作为人民代表，他不顾年迈，多次深入基层视察，组织中医界的人民代表收集、研究中医工作中的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议案。为中医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毕生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中医栋梁之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为培养更多的中医人材，于1956年在北京、上海等地成立了中医学院。董建华作为中医专家及师资力量，调至北京中医学院工作，他将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投向中医教育事业。当时中医学院尚无完整的教材，他率先组织教研室教师编撰了《温病学讲义》及《伤寒论释义》，并参加了全国《中医内科学》的统编教材的编写，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根据中医学的特点，提出中医学院学生应早临床、多临床才能真正掌握中医学的要契的想法，并身先士卒，带领学生深入矿山、农村、医院实习、调查，使学生在医疗工作的第一线，思想、医德和技术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培养了一批既精通理论又有很高的临床技能的中医人材。这批学生走上了工作岗位后，相继成为全国各省市的中医骨干力量，其中不少走上了中医工作的领导岗位，成为中医事业的栋梁。

建立研究生制度之后，从1979年开始，他先后招收了24名研究生，其中攻读硕士学位的11人，攻读博士学位的13人。鉴于他在社会上的声望，身兼数职，每日业务、会务繁忙，但为带好研究生，他宁愿自己减少休息，也尽量保证每周两个半天带研究生门诊。遇到开会，他就减少午休提前门诊。若去外地开会，他常常是刚看完门诊病人就立即去机场，或者上午刚下飞机，下午就到门诊应诊。这样，跟他学习的研究生得以经常亲聆他的教诲。他对研究生的要求非常严格。首先要求研究生有良好的医德，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他指出：看病不仅要有良好的技术，同时开药处方要考虑到患者的实际情况。药源匮乏的，尽量不用；价格昂贵的，尽量少用。对待患者要亲切和蔼，说明病情时要避免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心理压力等等。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同时，发现研究生不当之处，严厉批评，毫不姑息，使人难以忘怀。他对医疗技术的要求更是精益求精，从一点一滴做起。如处方字迹一定要工整、清楚，防止调剂人员因看不清而出错。特殊煎服方法也要写详尽。对于如何观察病人的病症及其变化，如何进行临床研究、疗效分析和总结，以至如何写好中医病历等，他都不厌其烦地一一讲述。半天门诊，边讲授边诊病，顾不上喝水，常常口干舌燥，他都毫不在意。他还抽出时间，带研究生深入基层讲学治病。他带学生和研究生去河南省商丘市讲学、诊病，当地群众听说董教授来了，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每天患者达七八十人，非常劳累。但他高兴地说：“这里看到的大多是疑难病，这是你们学习的好机会”。研究生被深深地感动了，为了不辜负老师的一片苦心，他们更加努力刻苦学习。10年来，跟他学习的研究生已有18人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的7人，获得硕士学位的11人。以耄耋高龄，继续带5位博士研究生和4名学术继承人。于2001年1月26日22时55分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