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朱良春，江苏镇江人。生于1917年，早年拜孟河御医世家马惠卿为师，后随近代名医章次公学习，深得其真传，从医至今已逾六十年。朱良春教授是中国著名中医内科学家，治学严谨，医术精湛，对内科杂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的经验，先后研制了“益肾蠲痹丸”、“复肝丸”、“痛风冲剂”等中药新药，获部、省级科技奖。主要学术著作有《虫类药的应用》、《章次公医案》、《医学微言》、《朱良春用药经验集》、《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朱良春》、《现代中医临床新选》（日文版，合著）等 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曾先后应邀赴日本、新加坡、法国、马来西亚等国作学术演讲。现任南通市中医院首席技术顾问、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南京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及长春中医学院客座教授，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技术顾问，沪、港、台当代中医技术中心顾问，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常务理事等职。

(以下本人口述，张肖敏整理)

我早年在中学读书时，因病掇学，乃转而学医，拜武进孟河马惠卿先生为师，先命朗夕诵读医经，无法理解其奥义，颇以为苦。但跟随马老师抄方一年，却甚有收获。求治于老师之病员甚多，他用药颇有独到之处，临诊常用对子药，便于记忆和运用。随师抄方一年，使我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知识，也初步掌握了一些基本理论，为学好中医奠定了基础。为了系统学习，一年后考入苏州国医专科学校。接近毕业时，抗战开始，乃于一九三七年转学至上海中国医学院继续学习。当时半天在章次公先生处实习，半天在世界红十字会医院中医部工作。我在章师处虽仅年余，由于他诲人不倦，谆谆教导，因而得益较大，学习到抓主要矛盾的辨证手段，灵活选方用药的技巧及由博返约、扣住主题的读书方法。章师学识渊博，理论精深，临床颇多独特经验，对内科杂病，尤擅其长，治验甚多，疗效卓著，这些为我后来升堂入室，创造了条件，订下了基础。章师一贯提倡“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他的主张对我影响很深。后来我之所以能兼收并蓄，重视民间单方，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都是章师正确引导的结果。

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张锡纯先生。《衷中参西录》中的许多有效方剂，我应用于临床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如治一妊娠恶阻妇人，得食则吐，不食亦呕，叠药不瘥，卧床不起，历时月余，邀我诊治，用张氏安胃饮，一剂知，二剂已。因此有位同道说我得力于“南章北张”，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近年，我在整理《章次公医案》时，仍有温故知新之感受。如章师早年就指出：“根据实践经验，有些失眠患者，单纯用养阴、安神、镇静药物效果不佳时，适当加入桂、附一类兴奋药，每收佳效。”这个可贵的经验我至今一直应用于临床而获效。同时，诊余之暇，经常翻阅《衷中参西录》已成了我的习惯，真有百读不厌之慨，乃至使我产生了撰写《锡纯效方发挥》的念头，以把我四十多年来运用张氏效方的体会介绍给读者，现正准备着笔。

我认为学习的成功，不仅在于智慧，还在于毅力。数十年来我除了完成本身的工作任务之外，无论是盛夏寒冬，都起早带晚地阅读各种医学著作，既学习前人的经验，也接受今人的创获。平时还尽可能地挤出时间，搜集资料，分类储存，以利于吸取前人和今人的宝贵经验，指导自己的实践，并为著书立说、撰写论文准备了条件。

我十分重视掌握中医“辨证论治”这个关键。因为，“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精髓，其优点是不论任何复杂的病情，都可依据症状，从阴阳消长、正邪斗争的基本规律中，运用四诊、八纲的方法归纳分析，提出整体治疗的措施，这是中医理论体系上的卓越之处。能掌握好“辨证论治”的规律，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不治之症”，而只有“不知之症”。所以，我对一些疑难杂症，总是深入探索，努力从不知到渐知，转不治为可治。例如一位纺织女工，患子宫内膜异位症(异位至肺部)，就诊时主诉：月经闭止，每月咯血五、六日，伴颧红掌热，口干咽燥，腰酸腿软，叠治无效。我根据其症状辨证为肝肾不足，水不涵木，气火冲激，冲任失调而致血不循经，灼伤肺络，逆而倒行的症候，所以在治疗上应给于滋养肝肾，清肺凉血，而调冲任。连服中药十剂，月经即循常道而行。

又如“血紫质病”是一种原因暂时不明的新陈代谢疾患，比较罕见。一例二十六岁的男性患者，每隔二至四个月必剧烈腹痛数天，用杜冷丁注射始趋缓解，因尿液呈红色，经尿检发现多量紫质而确诊，但多方治疗未能控制其发作。我根据其面色少华、怯冷、纳呆、便溏等症辨为脾肾阳虚，予以温补脾肾之剂，届期未再发作，随访三年，已告痊愈。所以我认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是大经大法，如能认真掌握，灵活运用，就可应付裕如，取得着效。

但是“辨证论治”也存在一些缺点，就是对疾病产生的具体机制和诊断，缺乏客观的指标依据，这对总结提高，似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常会出现误诊。因此，还必须“辨病论治”。例如直肠癌的早期症状，往往易与痔疮或慢性痢疾混淆，如果不早期确诊，给予相应的治疗措施，就很有可能贻误病机，导致恶化转移。我认为“证”和“病”是一种因果关系，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否定或肯定“病”和“证”的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不完善的。因此，“辨证”与“辨病”密切结合，研究疾病与症侯的关系，探索临床诊治的规律，必能相得益彰。所以我在临诊时常将两者结合起来，以求缩短疗程，提高疗效。如慢性气管炎急性发作患者一般多见咳嗽痰黄之主证，所以我研制了“咳喘合剂”(由黄荆子、金荞麦各十五克，佛耳草、天竺子各十克组成，为一日量)，凡遇此类气管炎患者，服用每获佳效。再如我从用蚯蚓液治愈下肢溃疡的经验中，理解它具有对溃疡病灶的修复作用，从而启发我用以治疗消化性溃疡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样我们就能不仅是继承，还可扩大思路，触类旁通，引申发展，扩大药物的疗效，为中西医结合提供线索。

以良方寿世如春雨膏田

我在学校读书时就练习写作短文，曾在《明日医药》上发表过文章。后来曾任杨医亚主编之《国医砥柱》、任应秋主编之《重庆国医杂志》以及广东《医药旬刊》的特约编辑，陆续写过一些文章。一九四二年，我自己创办《民间医药月刊》，主要是搜集民间验方，加以验证推广，使我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良方，丰富了治疗手段。

一九五六年南通市成立了中医院，我被任命为院长，我决心将自己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中医事业上。在和同志们的一道努力下，曾集体编著了几部医书，发掘、整理了两位土专家的经验。一九五九年我院被授予全国红旗单位，一九六二年写成《传染性肝炎的综合疗法》，一九六三年编著《汤头歌诀详解》(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近两年又写成了《章次公医案》、《虫类药的应用》两部医著。其中《章次公医案》在1980年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畅销全国，得到好评。《虫类药的应用》一书，将由中国国际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在香港及国外发行。

撰写论文、著书立说是继承发扬中医学遗产的一个部分，更重要的是为广大人民健康服务，为病员治好疾病。因此，我除了做好临床工作外，还积极参加科研工作，更多地掌握疾病的诊治规律，提高疗效，缩短疗程。例如创制“益肾蠲痺九”(熟地、当归、仙灵脾、鹿衔草各一百二十克，炙全蠍、炙蜈蚣各二十五克，炙乌梢蛇、炙蜂房、炙地鳖虫、炙僵蚕、炙蜣螂各九十克，甘草三十克，共研极细末，另用生地、鸡血藤、老颧草、寻骨风、虎杖各一百二十克煎取浓汁，泛丸如绿豆大。每服六克，日二次，食后服。妇女经期、孕期忌服)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及增生性脊柱炎等疾病，疗效显著。我认为痺证其“本”在肾，风寒湿热诸邪均为其“标”，故取“益肾壮督”以治其本，“蠲痺通络”而治其标，方即据此而制订。曾治一脊柱弯曲、头向前倾、不能直立、呈严重驼背状且掣及两腿疼痛、行走欠利、手指关节变形的类风湿性脊柱炎患者，叠经使用中西药物，均告鲜效﹔嗣服“益肾蠲痺丸”，关节变形渐复，腰能直立，能从事一般劳动，摄片检查增生之骨刺已消失。此丸药深受广大病员的欢迎，医院生产常供不应求，已列为一九七八年科研成果，在市科学大会上受到表扬。

又如慢性痢疾与结肠炎，长期腹泻，时轻时剧，迭治不愈，缠绵难解者，辨证往往既有脾虚气弱的现象，又有湿热逗留的存在，呈现虚实夹杂的征象，在治疗上既要补脾敛阴，又要清化湿热，因而创造了“仙桔汤”(仙鹤草十五至三十克，桔梗六克，乌梅炭四．五克，白槿花九克，炒白术九克，广木香四．五克，白芍九克，炒摈榔一．二克，甘草四．五克。阿米巴痢另加去壳鸦胆子十四粒，分服)治疗此症，取得比较显著的疗效。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我们每个医务工作者的天职，只要能解决病员的痛苦，我都愿意去协助做好工作。我常与其他单位协作，拟定处方应用于临床，如与市卫生防疫站职业病防治科协作，创制了“止咳化硅糖浆”，对矽肺患者，配合克硅14，获得较好的效果。

此外，由于经常在医药杂志上介绍临床经验，因此全国各地来信问病求方者甚多。我对读者来信总是认真阅读，并开出处方，寄给病人，以期减轻患者的痛苦。总之，在我行医的四十多年中，将良方效药给予病员，已成了我最大的愉快。每个疑难杂症患者的治愈，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他们的健康是对我最大的奖赏。

为了培养中医新生力量，我早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克服了重重阻力和种种困难，自己出资筹建了中医专科学校，培养了二十多名青年中医，现在大部分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作用。

虽然中医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十年浩劫，中医工作也不例外，出现了“中医事业后继乏人”的局面，我觉得要后继有人，还在于我们的精心培育。对于培育中医事业的接班人要有光荣感、责任感、紧迫感。我常对中青年医师说：“我们这一代人要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不能虚度光阴，否则将无颜去见轩辕黄帝”。自己不仅在乎日工作和学习上身体力行，为中青年医生做出好的榜样，还为他们的成长和提高倾注了心血。我除了完成医院分配的教学工作外，还着重培养了三名青年医生，具体指导他们的临床业务、课外阅读，以便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打好牢固的中医基础，同时毫无保留地向他们传授自己的临床经验，让他们掌握我的诊疗方法及辨证用药特点。现在，如果我因公外出，他们都基本能接替我的诊疗工作，且病员也很放心、满意。

在培养学生的问题方面，我是花了一定精力的，除了在身旁可以面授带教者外，还常收到一些隔山隔水、千里迢迢诚挚求师的学生来信。对于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我深受感动，因此采取函授的形式，具体指导了三名青年中医(二名在四川工作，一名在泰兴县工作)的学习，使他们的理论水平有了较显著的提高。

“苍天不负苦心人”，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其中四川梓潼县的一位学员考取了北京中医研究院研究生，另两名青年医生在集体转全民的考试中，均名列前茅，被吸收到县医院参加工作。听到这些消息，我是十分高兴的，因为我能够看到我为中医事业后继有人出了一份力。我衷心地希望这些青年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继承发中医学遗产做出更大贡献。

我走进医林四十馀年，去日苫多，来日愁少，惟一的心愿是珍惜余阴，以有限的生命做更多的工作。“得失塞翁马，胸怀孺子牛”。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努力进修，老当益壮”，为我国的中医中药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