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一、陈言的生卒年代

关于陈言的生卒年代有不同的说法，长青氏在《山西中医》1991年第7卷第4期“古代名医小传‧陈言”一文中说：“陈言，字无择，号鹤溪道人，宋代处州青田（今浙江青田县）鹤溪人，约生于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卒于南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享年约69岁。”

按照长青氏的说法，则陈言大约经历了北宋：徽宗（赵佶）宣和、钦宗（赵桓）靖康；南宋：高宗（赵构）建炎、绍兴、孝宗（赵?）隆兴、乾道、淳熙、光宗（赵惇）绍熙5帝8朝的漫漫岁月。而刘时觉的《永嘉医派研究》一书中认为：“陈言……大约绍兴、淳熙年间（1131~1189）在世。”此论源于贾得道同志《中国医学史略》的论说。

以上二说，虽不相同，亦不相远。总以陈氏生活于北宋之末、南宋之初，且以身在南宋的时期为主。

二、陈言的籍贯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序》之署名为“青田鹤溪陈言无择”。浙江省青田县，属隋时之括苍县地，唐‧景云初（公元710年）析置，历代因之，因青田山而得名。因其旧属括苍，故也有人称之为括苍陈言。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之《产育保庆集一卷》中说：“近时括苍陈言尝评其得失于《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同书《三因极一方六卷》一目中也说：“括苍陈言无择撰。三因者，内因、外因、不内外因，其说出《金匮要略》，其所述方论，往往皆古书也。”

综上所述，陈言的籍贯属浙江青田县本无疑义，然而近有学者刘时觉氏在其《永嘉医派研究》对“鹤溪”一词详加考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亦成新说，录以备参，其文曰：“陈氏原籍青田似乎已无疑问，《处州府志》、《青田县志》、《经籍访古志》及《中医大辞典》等，都有明确记载，其源盖出自陈氏《三因方》自序所署‘青田鹤溪陈言无择’。但正因这个署名，考得陈氏原籍当属今浙江省景宁县，并非青田。

鹤溪，一名沐鹤溪，《景宁县志》、《青田县志》俱载：‘世传浮邱伯沐鹤于此，故以名溪’。浮邱伯，传说为黄帝时人，‘著《相鹤经》，有所谓青田之鹤，跨携以自随，因隐于鹤溪之滨，筑台垂钓’。以溪名地，则有沐鹤乡和鹤溪镇。其地处青田县治西南五百余里，宋时属青田县。明景泰三年（1452年），兵部尚书孙原贞巡抚浙江，以山谷险远，治理不易，奏析青田县之柔远乡和沐鹤乡而置景宁县，县治即为鹤溪镇……

今青田县城亦以鹤名，以城北有青田山，传说‘有双白鹤，年年生子，长便飞去，故又名太鹤山。道书以为三十六洞天’，又称‘元鹤洞天，周回四十里’。以此名镇，为鹤城镇。 所以，鹤溪鹤城，同以鹤名，而此鹤竟非彼鹤。宋代名医陈无择，当为鹤溪人，即今浙江省景宁畬族自治县鹤溪镇人。”

刘氏考证虽细，但他的考证前提是将“鹤溪”认作地名，但也有文献记载陈氏以“鹤溪”为号，而书序落款时同时写出字、号来，在古代似乎也不为怪异。由此观之，陈言的籍贯是今浙江省景宁县一说，还需进一步考证。当然，刘时觉先生说：“陈氏长期侨居温州，从事医学理论研究和临床工作，也收徒授业，开展医学教育。”还是可信的，因为与其同时的，陈无择的朋友、学生──永嘉卢祖常称之为“吾乡良医”，明代永嘉姜准亦称之为“永嘉陈言无择”。而古之永嘉即今之浙江温州。

三、陈言的著述

（一）、公认系陈氏所撰之书

1、《依源指治》（六卷） 成书于绍兴三十一年辛巳（1161年），其《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序》中说：“余绍兴辛巳为叶表弟桷伯材集方六卷，前叙阴阳病脉证，次及所因之说、集注《脉经》，类分八十一门，方若干道，题曰《依源指治》。伯材在行朝，得书欲托贵人刊行，未几下世遂已。”此外，《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料简诸疫证治》中也说：“辛巳年余尝作《指治》。”其所谓《指治》，系《依源指治》之简称。

2、《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又名《三因极一病源论粹》）十八卷 成书于乾道九年癸巳（1173年）及淳熙元年甲午（1174年）间，已是《依源指治》成书后的12年了。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料简诸疫证治》中说：“余……至癸巳复作此书。”所谓“此书”即指《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或曰《三因极一病源论粹》，因《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序》中明确说：“淳熙甲午复与友人汤致德远、庆德夫，论及医事之要无出三因，辨因之初无逾脉息。遂举《脉经》曰关前一分，人命之主。左为人迎，右为气口。盖以人迎候外因，气口候内因。其不应人迎气口，皆不内外因。傥识三因，病无余蕴。故曰医事之要无出此也。因编集应用诸方，类分一百八十门，得方一千五十余道，题曰《三因极一病源论粹》。”《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02959对此书有所着录，并提供22个可供查阅的版本。

3、《宋陈无择三因司天方》二卷图说一卷

《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第03125着录此书，署名为宋‧陈言（无择）撰，清‧缪问（芳远）释。《联目》提供了4个版本，最早为清嘉庆二年丁巳（1797）刻本。

（二）、可能系陈氏所撰之书

其它疑似陈氏之书，因署名不确，尚无定论，故仅录其书目以备参考。这类著作约略有：《纂类本草》、《济阴举要》、《海上方》等。

1、《纂类本草》 据李经纬先生主编的《中医人物词典》309页介绍：“（陈言）倡用‘名、体、性、用’四字‘读《脉经》，看《病源》，推方证，节本草’。乾道中（1165~1173）《纂类本草》即以此四字分项提要解说药物。该书未明题作者姓名，仅有鹤溪道人序，据残存条文内容等推考，可能亦系陈言所撰。” 郑金生先生亦认为此书系陈言所撰，他为刘时觉先生《永嘉医派研究》所作的序文中说：“当人们称赞李时珍《本草纲目》述药分为八项时，罕有人知‘分项述药’正是陈言所倡，并在《纂类本草》中直接运用此法。”

2、《济阴举要》 日本‧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版）983页提示《医藏目录》中曾着录有陈鹤溪《济阴举要》一书，阙卷数。严世芸《中国医籍通考》第三卷3862页也予以着录，但未作深考。因陈言亦有“鹤溪道人”一号，故此拈出，录以备参考。 按《医藏目录》明‧殷仲春撰。《嘉兴县志‧隐逸》卷七曰：殷仲春，字东皋。隐居城南，茅屋葭墙，不避雨，弦歌卖药，澹如也。喜购古贴残书，补葺考校。生平落落寡合，遇显者辄引避。

3、《海上方》 郭霭春《中国分省医籍考》（上册）991页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十八卷”一目后紧接着着录了“《海上方》宋‧陈言。见嘉庆四十年《浙江通志》卷五十五《艺文志》。”一目。以上着录提示《海上方》也有可能为陈无择所著。

四、陈言的治学思想、方法与学术建树

（一）、陈言的治学思想及治学方法

陈言的治学方法用一句话概括──即以儒学治医学，这在其《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太医习业》有最为生动的体现。他说道：“国家以文武医入官，盖为养民设，未有不自学古而得之者。学古之道，虽别而同。为儒必读五经三史、诸子百家，方称学者。医者之经……史书……诸子……百家……等是也。”完全以治儒之法以治医。当然强调由博返约是其一贯之主张与特点，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关。 据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所述：“两晋南北朝医学，以‘方书’的大量出现为其特点，至唐代的《千金方》和《外台秘要》，可以说已集方书之大成。但到北宋，这种趋势，仍有继续发展。《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就是这种趋势的集中表现。《太平圣惠方》收方16834首，《圣济总录》更超过两万首……这种情况，不但使病者无法选择，就是专业医生，也常有无所适从之感。而更重要的是疾病与治疗之间失掉了理论的联系，使治疗成为试方的手段。这是方书无限发展的一种很不良的结果……宋代，就更有许多医生，想从实际上纠正这种倾向，使漫无边际的方书，向系统和简约方面发展。如陈言的《三因方》企图把各种疾病都归入三因，然后按因施治……想从理论上的系统化而使治病方法纳入有理可循的途径，从而达到简约的目的。”（见《中国医学史略》P142）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相火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9月第1版106页）以“通敏”二字评论陈言，其文曰：“以陈无择之通敏，且以暖炽（按，“炽”当作“识”。）论君火，日用之火言相火，而又不曾深及，宜乎后之人不无聋瞽也，悲夫！”是有一定缘由的，这主要是基于其学问的渊博有约而言。

1、博通诸家

（1）、医书的泛览

陈无择对于医书之广泛涉猎，我们可以从《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二“太医习业”篇的论述中略窥一斑，其文曰：“为儒必读五经、三史、诸子、百家，方称学者。医者之经，《素问》、《灵枢》是也；史书，即诸家本草是也；诸子，《难经》、《甲乙》、《太素》、《中藏》是也；百家，《鬼遗》、《龙树》、《金镞刺要》、《铜人》、《明堂》、《幼幼新书》、《产科保庆》等是也。儒者不读五经，何以明道德性命，仁义礼乐；医不读《灵》、《素》，何以知阴阳运变，德化政令。儒不读诸史，何以知人材贤否，得失兴亡；医不读本草，何以知名德性味，养生延年。儒不读诸子，何以知崇正卫教，学识醇疵；医不读《难》、《素》，何以知神圣工巧，妙理奥义。儒不读百家，何以知律历制度，休咎吉凶；医不读杂科，何以知脉穴骨空，奇病异证。”此仅约略言之，而其书所引医书还有：《太平圣惠》、《乘闲集效》、《神功万全》、《局方》、《养生必用》、《延年方》、《经心录》、徐之才《逐月养胎伤胎方》、《元和纪用经》……等多种。

（2）、它书的涉猎

由上文可知陈言其实是一位儒、医皆通的学者，故其读书范围定不会局限于医家一类，这在他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现略举一二为例：

苏辙《龙川略志》（十卷）：苏辙（1039-1112），字子由，晚年自号颍滨遗老，四川眉山人，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龙川略志》是其晚年隐居循州龙川时所写，主要是追忆其平生参与的各项政治活动的史料性内容，但其中也涉及一些苏辙本人亲闻亲历的医学、养生方面的遗闻佚事。因此资料来源尚称可靠。

《龙川略志》卷二“医术论三焦”全文如下：“彭山有隐者，通古医术，与世诸医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单骧从之学，尽得其术，遂以医名于世。治平中，予与骧遇广都，论古今术同异。骧既言其略，复叹曰：‘古人论五脏六腑，其说有谬者，而相承不察，今欲以告人，人谁信者？古说：左肾，其府膀胱；右肾，命门，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系胞。以理主之，三焦当如膀胱，有形可见，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脏无形，不亦大谬乎！盖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系；若其无形，尚何以藏系哉？且其所以谓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体中，有上、中、下之异。方人心湛寂，欲念不起，则精气散在三焦，荣华百骸，及其欲念一起，心火炽然，翕撮三焦精气，入命门之府，输写而去，故号此府为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谬而不悟，可为长太息也。’予甚异其说。后为齐州从事，有一举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婿也，少尝学医于卫州，闻高敏之遗说，疗病有精思。予为道骧之言，遁喜曰：‘齐尝大饥，群丐相脔割而食，有一人皮肉尽而骨脉全者。遁以学医故，往观其五脏，见右肾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与膀胱相对，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夹脊而上贯脑。意此即导引家所谓夹脊双阙（一本作关）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为三焦也。单君之言，与所见悬合，可以正古人之谬矣！’”

再观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八“三焦精腑辨正”其文如下：“古人谓左肾为肾脏，其腑膀胱；右肾为命门，其腑三焦。三焦者，有脂膜如手大，正与膀胱相对，有二白脉自中出，夹脊而上贯于脑。所以《经》云：丈夫藏精，女子系胞。以理推之，三焦当如上说，有形可见为是。扁鹊乃云：三焦有位无形，其意以为上、中二焦，如沤、如雾，下焦如渎，不可遍见，故曰有位无形。而王叔和辈，失其旨意，遽云无状空有名，俾后辈承缪不已。且名以召实，无实奚召，果其无形，尚何以藏精系胞为哉。其所谓三焦者何也?上焦在膻中，内应心；中焦在中脘，内应脾；下焦在脐下，即肾间动气，分布人身，有上、中、下之异。方人湛寂，欲想不兴，则精气散在三焦，荣华百脉；及其想念一起，欲火炽然，翕撮三焦精气流溢，并命门输泻而去，故号此腑为三焦耳。学者不悟，可为长太息。”

两相比较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陈言此说的事实部分得自《龙川略志》无疑，只是在言语次序及医理详略上略作调整而成。前者论说缘由生动直观，而后者医理阐释层次清晰。

《石林避暑录》（二卷）： 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六“圣散子方”之方论中引此书，其文曰：“见《石林避暑录》亦云宣和间，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石林避暑录》系指宋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号石林之《避暑录话》一书。 此外书中还提及《广五行记》、《刘根别传》、《钱谱》、《道藏》、《内典》等非医家类书籍。

（3）、师友之交流

书籍固然重要，但与掌握知识的学者、师友交流切磋是更加直接和必不可少的一个学业进步的条件，此亦属博通诸家之一端。《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序》中就谈到“淳熙甲午复与友人汤致德远、庆德夫，论及医事之要无出三因，辨因之初无逾脉息。遂举《脉经》曰关前一分，人命之主。左为人迎，右为气口”云云。想必汤致（字德远）、汤庆（字德夫）二人，亦通医解药，方能细心聆听陈氏“医事之要无出三因，辨因之初无逾脉息”的著名论断。这是陈氏自己的记述。而后学卢祖常氏《易简方纠谬》中说“吾乡良医陈无择先生有所悟而述……愚（按，指卢氏）少婴异疾，因有所遇，癖于论医，先生（按，指陈氏）每一会面，必相加重议……”的论述，这是与之切磋者的记述。相信这种非正式的，却是有益的学术交流在当时不在少数。

2、约以三因

陈氏是一位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的医家，泛览与广博并不是目的，他是一位真正实践著“广以观万，约以守一”的医生。他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太医习业》中说道：“使学者一览无遗，博则博矣，倘未能反约，则何以适从。予今所述，乃收拾诸经筋髓，其亦反约之道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可以说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理论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三因”2字上，所谓“医事之要无出三因”。至于其学术特点的细节，以及他如何将“三因”的概念在各科病种中加以灵活应用，将在其学术讨论中专门论述，此仅概括言之。

（1）、继承、发展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的病因学理论，创立了“三因学说”： 相关内容详见“《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的学术成就和理论建树”章。

（2）、实践上继承、发展了《局方》由博返约、贴近实用的方书编撰方法： 范行准先生《中国医学史略》中说：“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虽以《金匮》‘三因’为名而实发挥《局方》之学。”事实上，陈言不只是在选方用药上发挥了《局方》之学，更主要的是在理方思路上继承和发展了《局方》由博返约的思路，应当说由博返约和贴近实用是有宋一代中医方书极大发展和丰富之时代背景的必然要求，陈言及其弟子诸书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3）、尤其突出的是，他在古人脉病证治的基础上创立了病因辨证方法等： 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五科凡例》中说：“凡学医，必识五科七事。五科者，脉、病、证、治，及其所因；七事者，所因复分为三。故因脉以识病，因病以辨证，随证以施治，则能事毕矣。故《经》曰：有是脉而无是诊者，非也。究明三因，内外不滥，参同脉证，尽善尽美。”他在古人强调脉、病、证、治的基础上强调了三因，使之成为医之五科之一，七事之三。他是如何实践、创立或是购建这样一个脉病证治基础上的三因辨证体系的呢？

贾得道先生对此有一个约略的分析：“在实践上，他还企图把各种疾病，都按三因分类。如本书的编排，除第一卷论脉以外，第二至第七卷为外因病，包括中风、中寒、中暑、中湿、痺病、脚气、伤风、伤寒、伤湿、五运六气所病及疫病、疟病、疝病、厥病、痉病、破伤风等；第八卷为内因病，包括五脏六腑虚实寒热证治及痼冷、积聚、五劳六极、气病、噎膈等。便从第八卷以下，其分类就不很明显了，而有些疾病如衄血、九痛、霍乱、咳嗽、腰痛等本身又分别按三因分证来论述。显然，陈氏在此是遇到困难了。如果只从总的方面说，一切疾病都离不开三因，尚勉强可以通得过去，而要把各种疾病都按三因来分类，就更行不通了。因为所有疾病的发生，都是内外因相联系的，决不可孤立地归之于内因或外因。何况他所说内因，实际上推究起来，仍然是离不开外因的。因为一切情绪的变化，都是外界的社会条件所引起来的。”（见《中国医学史略》P179）

（二）、陈言的学术建树及其历史地位

关于对陈言学术建树细节的讨论详见专章，此处希望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来审视一下陈言其人其书。从宏观的历史大视角考察，我们不得不承认，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并不是一部部头很大的方书总集，但耐人寻味的是陈言不但给此书冠以“三因极一”这样一个综合性极强的名目，而且还将其书名稳稳地落脚于“方论”二字上，而不是他时时处处强调的脉病证治五科七事云云。不得不说这也是所谓“重方思想”的一种体现。医家重方药的思想是通贯于古今的，约略言之：《汉书‧艺文志》已有“经方”之门类，张仲景就是典型的经方派；《隋书‧经籍志》有《四海类聚方》2600卷的着录，将占该志全部医籍卷数之大半；唐‧孙思邈的著作明标其目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宋代《太平圣惠方》；明代《普济方》皆宏篇巨制。山西已故著名中医版本目录学家李茂如先生曾说：“重方思想在清代也特别有据，中国有王子接的《绛雪园古方选注》、《伤寒古方通》，日本有东洞的《方机》、《方极》等。”事实上，大部头方书的不断涌现是“重方思想”的体现，而注重由博反约，和试图用较为统一、规范的理论去统率诸方，也应当视为“重方思想”的一种必然要求和合理体现。

当然陈言选择的用于统率诸方的理论体系，是基于对病证的整体把握与理解之上的一种从病因入手的切于实用的理论体系。其《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正是这种尝试的体现和结果，而非简单的对所选临床有效诸方的罗列，在这个角度上考虑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远较其学生王硕之《易简方》高明。换言之，陈言是通过对病证规律性的理论思考和把握，实现对诸方的审视和裁汰的。所以表面看来陈言最为精彩的论述在于其对于各科疾病的病因学归类与探讨，但其深层次的或者说终极的目的在于指出一条正确应用诸方的途径。陈无择用其三因理论指导实践，用其所选方剂验证理论。时至今日虽然陈氏所选诸方并非都是多数临床医家所习用之方剂，但其力求从理论高度去理解和把握所用诸方的思想理念却是多数临床家所认同和追求的目的，这也许就是其书的价值和灵魂所在。

当然要做到病证方论的统一，必需下极大的工夫从浩如烟海的古医书、古方书中去探求和实践，这个过程是艰苦的。他说：“及我大宋，文物最盛，难以概举……本朝《太平圣惠》、《乘闲集效》、《神功万全》备见《崇文》，名医别录岂特汗牛充栋而已哉！使学者一览无遗，博则博矣，倘未能反约，则何以适从。予今所述，乃收拾诸经筋髓，其亦反约之道也。”

在可能的情况下陈言对于所选之方，也注意从文献学角度做一番溯本求源的工作，比如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六的败毒散煎煮法后，他说：“初虞氏究其方，知出《道藏》乃叙云：自非异人杰出，志与神会，则莫之敢为”云云，是探方之源；而同书卷十七的当归芍药散煎煮法后，他补充说道：“《元和纪用经》云：本六气经纬丸，能祛风，补劳，养真阳，退邪热，缓中，安和神志，润泽容色。散邪寒、温瘴、时疫。安期先生赐李少君久饵之药，后仲景增减为妇人怀妊腹痛本方，用芍药四两，泽泻、茯苓、川芎各一两，当归、白术二两，亦可以蜜为丸服”亦是此意，虽然他指出的当归芍药散的传承统绪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但能够注意到方剂流传变化的考证也是其人注重方剂的一个方面。循着陈言的这一思路，可以对其书卷八所涉及的“七气汤”做一个简单的考证。从选方对比的新意中我们不难看到陈氏对于所选之方的重视和审慎。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八“七气证治”中有七气汤和大七气汤二方，其文如下：

“七气汤， 治脏腑神气不守正位，为喜、怒、忧、思、悲、恐、惊忤郁不行，遂聚涎饮，结积坚牢，有如坯块，心腹绞痛，不能饮食，时发时止，发则欲死。 半夏汤洗去滑，五两 人参 桂心 甘草炙，各一两 右剉散，每服四钱，水盏半，姜七片、枣一枚，煎七分，去滓，食前服。
大七气汤， 治喜怒不节，忧思兼并，多生悲恐，或时振惊，致脏气不平，憎寒发热，心腹胀满，傍冲两胁，上塞咽喉，有如炙脔，吐咽不下，皆七气所生。 半夏汤洗七次，五两 白茯苓四两 厚朴姜制炒，三两 紫苏二两 右剉散，每服四钱，水盏半，姜七片，煎七分，去滓，食前服。”

其中大七气汤实即张仲景《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的半夏厚朴汤，《金匮要略》原文如下： “妇人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半夏厚朴汤方： 半夏一升 厚朴三两 茯苓四两 生姜五两 干苏叶二两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四升，分温四服，日三夜一服。”

赵怀舟、贾颖同志曾在“仲景佚方‘人参汤’初考” 一文（见《山西中医》1998年第5期46~47页）中指出，《伤寒论》中存在着一首隐藏着的“人参汤”，其药物组成及可能的煎服法如下：

“人参三两 桂枝三两 半夏半升（洗） 干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擘） 甘草二两（炙） 右六味，㕮咀，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此方与《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的“七气汤”药物组成基本相同。考虑到张仲景多数方剂的方名都是其方药物组成的全部或部分药物名称的罗列，我们有理由相信：非但《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中所载录的 “大七气汤”系仲景之方，而且与之相偶之“七气汤”可能亦系仲景之方，只是此二方在选入《伤寒杂病论》时，都更易了方名。“七气汤”改称“人参汤”；“大七气汤”改称“半夏厚朴汤”。

如果上述考证不误，且陈言能在未看到其所选“七气汤”即仲景佚方“人参汤”的相关文献资料的前提下，就将仲景相关二方──半夏厚朴汤和人参汤加以对比拈出则相当不易。因为他实际是从理论上肯定了二方的同源性。其学生王硕在《易简方‧四七汤》中提到此事时说：“（四七汤）一名厚朴半夏汤（仲景方名），一名大七气汤（陈言方名），《局方》有七气汤，用半夏五两，人参、官桂、甘草各一两，白水煎服。”虽亦将药物组成与仲景佚方人参汤类似的《局方》“七气汤”与“大七气汤”或“四七汤”相提并论，却不提乃师之《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不知何故？宋元以降及至于明，张介宾《景岳全书‧古方八阵‧和阵》卷54第47方为“七气汤”，第48方为“三因七气汤”，亦是一提《三因》，一乃避之。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陈言及其《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不但是中医病因学和中医病因辨证方法的奠基者，而且也是“重方思想”学术医苑中的一枝奇葩。

五、陈言的弟子

据贾得道先生《中国医学史略》记载：“王硕，字德肤，永嘉人。据说是陈言的学生，曾做过‘承节郎、监临安府富阳县酒税务’的小官。其著作有《易简方》一卷……本书出版后，影响很大。据刘辰翁说：‘自《易简方》行而四大方废，下至《三因》、《百一》、诸脏方废，至《局方》亦废’。以后更有孙志的《增修易简方论》，卢祖常的《续易简方论》，施发的《续易简方论》以及徐若虚的《易简归一》等，虽然毁誉不一，但都是针对本书而作的。一本小小的著作，引起这样大的震动，在我国医学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事情。”

另据宋‧永嘉砥镜老人卢祖常《易简方纠谬》记载“乡之从先生游者七十余子，类不升堂入室，惟抄先生所著《三因》一论，便谓学足，无病不治而去，宜其年不永而名无闻。硕虽尝一登先生门……”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陈言曾以其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为教材授徒带教的事实。而卢祖常“先生轻财重人，笃志师古，穷理尽性，立论著方，其持脉也，有若卢扁饮上池水而洞察三因；其施救也，不假华佗剖腹刳肠而彻分四治。愚少婴异疾，因有所遇，癖于论医，先生每一会面，必相加重议，以两仪之间，四序之内，气运变迁，客主更胜，兴患多端，探颐莫至。”的论述，不但刻画了一个活灵活现的陈言，而且介绍了他与陈言的交往，是一则不可多得的史料。应当说，有较为确切的史料可以证实的陈氏弟子当系王硕其人，而卢氏与陈则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近有刘时觉氏著《永嘉医派研究》一书，由中医古籍出版社于2000年5月出版，对以王硕为代表的陈氏诸弟子及其著作有着详细繁密的考证与介绍，他将陈氏有名有姓的弟子的范围略作扩大，虽有推测的成份，但也并非全无可能，现择其要点约略如转录下：

南宋淳熙至淳祐，大约公元1174~1244年间，正相当于北方刘完素、张子和、张元素、李东垣学术活动进入高潮，河间、易水两大学派形成之时，南方的浙江温州地区也形成了以陈无择为龙头，以陈氏弟子王硕、孙志宁、施发、卢祖常、王暐为骨干，以《三因方》为理论基石，以《易简方》为学术中心的“永嘉医派”。陈无择之所以成为永嘉医派的创始人，在于他临证施治、行医济世的同时，还著书立说，收徒授业，仅《三因方》成书之后就有70余人之多。永嘉医派诸医家大都出自陈氏门下，或私淑其学。卢祖常与陈无择交往颇深，二人长期切磋医学，义属师生，情同朋友。

“永嘉医派”的代表人物和著作还包括：王硕的《易简方》、孙志宁的《增修易简方论》和《伤寒简要》、施发的《续易简方论》和《察病指南》、卢祖常的《易简方纠谬》、王暐的《续易简方脉论》等。

王硕继承了《和剂局方》由博返约的研究方向，而且求易求简，走得更远。但是，他并没有继承陈无择以“知要”来“削繁”的基本方法，“削繁”而不“知要”，缺乏执简驭繁的思想和手段，没有任何理论上的创新和方法上的改进。因此，他的《易简方》存在先天的方法论的缺陷；孙志宁编著《增修易简方论》，撰写《伤寒简要》，为《易简方》问世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永嘉医派诸医家中支持王硕的中坚；施发……于淳祐三年癸卯（1243年）作《续易简方论》，对于《易简方》的种种不足，规其过失，补其不逮。……施氏精通脉法，注重辨别疾病的虚实寒热，因此对于《易简方》的批评，主要集中于王硕不问脉象，不讲究辨证的弊端上；而在批评、辨证的基础上补充治法、方剂，则完善了整个辨证论治的认识。……这种不抱个人义气，客观冷静的学术争鸣完善了《易简方》的内容，也形成了永嘉医派的学术中心，促进了当时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卢祖常言辞激烈而说理不足，远不如施发言辞平和，有理有据，“规其过失，补其不逮”。因此，尽管卢氏年长于施，人们却称施、卢，而《易简方纠谬》也只能作为《续易简方论》的附录，改题《续易简方论后集》行世；王暐《续易简方脉论》与诸多《易简方》著作着眼于方剂的整理运用相异，自成体系，自有特点，篇幅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形成完整的理法方药内容和以诊法、治法为主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