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病因病机学发展史标志着对于疾病本质认识的深入，与整个中医学发展史是一致的。对中医病因病机学的形成与发展作简要的历史回顾，是进一步继承与发扬的良好借鉴。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以其丰富的内容奠定了中医病因、发病和病机理论的基础。《素问，调经论》把一切致病因素统称之为邪气，指出 "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 。明确提出六淫、情志、饮食、环境等内外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的病因意义。《内经》还进一步阐述了各种病因的致病特性。例如，《素问‧风论》说: "风省，善行而数变" ；《素问，举痛论》说: "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 ，怒刚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 "等。此外，《素问‧腑论》说:" 饮食自倍，肠胃乃伤 ";《素问‧宣明正气篇》有" 五劳所伤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有" 若入房过度，则伤肾 "之说。可以认为，这是对中医病因的全面论述。《素问‧评热病论》所谓:"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以及《素问，刺法论》所云:"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 "，提出了中医关于发病的理论。至于中医病机理论几乎无不以《内经》为渊源。首先，" 病机 "一词就出自《素问‧至真要大论》，对" 病机何如 "共概括为十九点，即通常所说的病机十九条。其所阐述之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胺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瞀契，皆属于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以及诸病水液，澄彻清冷，皆属于寒;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等，奠定了脏腑病机与六气病机的理论基础。《素问‧调经论》指出:" 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 "是气血病机的概括提示。《素问‧热论》所谓:" 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 "，并提出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二日阳明受之，三日少阳受之，及其证候表现与三阴三明经脉内在联系的论述，实开经络病机和六经病机学说之先河。由此可见，《内经》已经奠定了中医病因病机学的理论基础，后世有关中医病因病机学的发展与创见，都不过是《内经》成就的延伸与充实。
汉‧张仲景撰著《伤寒论》沿用《素问‧热论》三阴三阳的概念，精辟地深入阐述了外感伤寒病六经病机变化与传变、转归的规律，补充了《热论》六经只有表里之实热，而没有表里之虚寒的不足，把六经病机与具体方证结合在一起，充分展现出病机理论对临床医学的指导意义，并使之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所著《金匮》一书，对脏腑、经络、气血、痰饮等病机理论，有很大的发挥，突出了依据病机进行治疗的思想。因此，可以说张仲景是把中医病因病机学与中医辨证学、治疗学有机结合的典范。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探求诸病之源，九候之要，是一部最早的也是最完备的中医病因病机学专著。书中涉及内、归、儿、外等各科具体疾病的病因病机，对外邪入侵途径、发病条件，病理过程与转归，都有比过去更深入的描述。尤其是对病因学的成就，大大地超过了前人。例如，书中对 "乖戾之气" 、 "蛊毒" 、 "沙蝨" 等具有传染性的病因，从其传染的途径、方式、致病机理、病理经过、直到证候表现，进行了系统地描述。唐‧王冰注释《内经》，对运气发病之说大有发挥。他根据《内经》 "人与天地相应" 的观点，认为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反应与五运六气有密切关系，几天时之过与不及，人体之相应与不相应，都能酿成疾病;及其发病则应辨明阴阳水火之虚实所在。他的这种见解，实际上是从运气发病之说引伸出来的病机学说。他提出的 "寒之不寒，责其无水;热之不热，责其无火" ，以及 "益火之源，以消阴翳" , "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等著名论点，就是按阴阳水火之虚实分析病机而得出的结论，给后世启发很大。
宋，饯乙著《小儿药证直诀》阐明小儿 "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 , "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 的病机特点，补充了前人之未备，实为儿科病机学的鼻祖。同期，陈无泽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把全部致病原因分成 "内因" 、 "外因" 和。 "不内外因" 三类，说: "医事之要，无出三因" 。这种 "三因论" 的分类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病因的性质与来源，虽然后世一些医家有所异议，但在病因发展史上仍有一定地位。金元时期，中医病因病机学颇有发展。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提出 "六气皆从火化" 的论点，阐明了实火病机的理论。李东垣若《脾胃论》，提出 "阴火" 的病理概念，认为 "火与元气不两立" ，元气不足，则阴火上乘，论述了阴火上冲的病机理论问题。朱丹溪著《格致余论》，倡 "阳有余，阴不足" 之说，发挥了阴虚相火病机的理论。由朱氏的门人整编的《丹溪心法》，对 "六郁" 病机的阐发很有创见，阐明了有关郁证的病机理论问题。及至明代，薛立斋著《内科撮要》，强调脏腑病机变化以脾胃与肾、命门为主。后来赵献可著《医贯》发挥薛氏之说，而独重肾水命火。张介宾著《景岳金书》，则倡 "阳非有余，阴常不足" 之论。绮石著《理虚元鉴》，提出虚证病机有 "三本" ，即本于肺脾肾之说。以上诸家之说，对脏腑病机理论，互相发明，相得益彰。
明末吴又可著《温疫论》，对温热疫病的病因和病机传变;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在病因方面，认为 "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吴氏特名之为 "杂气" (包括厉气、疫气)。杂气的种类繁多，为病种种，各随其气而为诸病，无论老少强弱，触之皆可发病，且为病多遍于一方，众人相同。他在《内经》五疫之至，皆相染易之说的启发下，明确指出 "时疫能传染于人" 而具有流行性质。在病邪的感受上，提出 "邪自口鼻而入" , "有传染受之" 等不同传染途径。在病机传变上提出 "邪伏膜原" 等，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外感热病病因病机理论。
到了清代，温热学家叶天士著《外感温热篇》，他总结历代温病各家之说，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阐发温热病卫、气、营、血的病机变化，及其传交、转归的规律，独开生面。师承叶氏之吴鞠通著《温病条辨》，论证了温热病三焦传变的机理。与此同时，薛生白著《湿热病篇》，论述湿热为病的病机变化，又填补了一大空白。至此，外感热病的病机学说日臻完备，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晚清，王清任著《医林改错》，他以实际尸体解剖观察的材料，对瘀血的病机理论作出新的发挥，关于气虚可以导致血瘀的论述，诚属前所未有的创见。后来，唐宗海著《血证论》，从阴阳水火气血立论，侧重出血机理的阐述，大大发展了气血病机理论。近数十年，涌现出各种病机新理论，是中医病因病机学全面发展的时期。例如，在六经病机理论中，有阶段说、阴阳多少说、病理层次说，以及体质说等;在卫气营血病机理论中，有热毒说;在气血痰饮病机理论中，有痰瘀同源说等。同时还出现了引入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手段研究中医病机的新趋向。例如，人们用微观方法研究阴虚、阳虚的本质，观察瘀血的病理过程，用动物实验方法，研究脾阳虚、脾阴虚等。这些研究都有助于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与阐明中医病机本质。
然而，中医病因病机学的内容量如此丰富，在整个中医学中的地位虽如此重要，但迄今它的理论与具体内容都是分散在中医基础学科与中医临床各科内容之中，尚未进行全面地、系统地整理研究，使其分化出来形成一间独立的学科。这种局面显然不适应中医教学、科研与医疗的需要，也不利于中医学的发展与提高。本书所作的初步研究整理工作，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而进行的一次有意义的实践和尝试。
(匡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