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认为"亢则害"，说明"亢"是病理状态。而王履、张景岳等对"亢"则有新的认识。他们都指出，人体造化不能无"亢"‧"亢"是生命所必须的。这一认识丰富了亢害承制论的内容，也是对《内经》学术思想的一大发展。
王履说："亢者，过极也。"(《医经溯洄集‧亢则害、承乃制论》，下同)景岳也说"亢者，盛之极也"(《类经‧运气类》)。何谓"极"？《内经》曰："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素问‧六微旨大论》)。此"极"乃生化太过之变。"变者，少阳所至为火生，终为蒸溽，水承相火之象也。"(《类经‧运气类》)说明如同生火之少阳变为食气之相火一样，"亢"也有一个从生理状态到病理状态的演变过程。"亢"可概括为气之甚，此乃广义之"亢"。分析"亢"在从生理到病理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形式，有三种之不同：第一，在生理状态下，"亢"具有生化作用，是生命运动变化的推动力。如木甚则为风，火甚则为热，不甚便无风无热，从而失去了木、火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理状态下的"亢"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这正是王履提出"不能以无亢"的意义所在。同时，王履又从动态的观点看到了此"亢"有向病理方向发展的可能。但他认识到，在这一阶段，人体的自身稳定仍然在起作用，故说："承，犹随也，……有防之之义存焉。……然所承也，其不亢，则随之而巳，故虽承而不见。既亢，则克胜以平之，承斯见矣。"在生理状态下是看不见承制作用的，但它确实存在着。王履说：。一藏不平，所不胜平之，五脏更相平，非不亢而防之乎？……姑以心火而言，其不亢，则肾水虽心火之所畏，亦不过防之而已"。由此可知，这一阶段的"承制"是"有防之之义"，即是监视和保护的职能。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才保证了生化不息的生命运动。第二，在生理阶段向病理阶段演变的过程中，亢由生化作用转而表现出太过、盛极，对机体产生不利的影响。此时人体的承制功能是"既亢，则克胜以平之，承斯见矣。"正邪斗争为其表现形式。如上例中木亢风盛，火亢热甚时，金气使起而制木；水气便起而制火，即"一或有亢，即起而克胜之矣。"这时人体的承制功能便积极发挥作用，经过一定的调整后，建立新的稳定。这便是王履所谓"亢而自制者"，仍是生化的正常情况。亦即张景岳所说的"过而有制"和"不及有助"，是"不在太过不及之例"(《类经‧运气类》)。第三，"亢而无制"便是生化之反常，此"亢"正是《内经》所谓"亢则害"之亢。这是由于某种致病因素的影响，或邪气太过，或自我调节能力不足，致使机体运动超出了"无过"的范围。即张景岳所说："亢而无制，则为害矣，害则败乱失常，不生化正气而为邪气，故为大病也"(《类经‧运气类》)。针对这种状况，王履指出："茍亢而不能自制，则汤液、钟石、导引之法以为之助。"这个阶段的特点就在于人体承制机能不能胜复以求"无过"，需采用治疗手段协助机体进行适当调整。同时也说明了治疗手段的目的和实质。
总之，王履所云："兰造化之常，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以无制焉耳。"其意义就在于从整体上动态地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亢"是必然存在的，是生命运动的标志；"制"是因"亢"而"制"，保证"亢"的正常运动。《素问‧六微旨大论》云："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生命与疾病的过程正是充满著这种"变化之相薄"的运动。这是人体稳定因素(正气)与破坏稳定的各种干扰因素(邪气)之间的较量，动员各相互生化制约的藏系对"变"施加作用，经过多次运转，主动寻求新的稳定。能够"成"而不"败"，便是人体稳定因素健全，机体健康的标志。中医学正是从整体运动上，提出"亢则害，承乃制"的理论，把生命看作是"亢"与"制"的对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