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由于生产水平的不同，社会道德风气的差异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不同，因而对人体疾病有着不同的影响。原始社会，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很低，经常与野兽搏斗和奔走于山林原野，又多为野居穴处，故以外伤及外感六淫之病为主，情志内伤者则较少。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地主阶级和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备受压榨剥削，难以温饱，故多饥饿劳乏，营养不足，再加长期悲忧、焦虑，故脾胃疾病和六淫之邪所伤十分常见。而统治阶级则过著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骄奢淫逸生活，因此多病肥甘厚味、酒酪辛辣所致的饮食、酒毒所伤及房室劳伤和花柳病，加以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追名逐利，好逸恶劳，故多成心神情志之病。正如《医宗必读‧富贵贫贱治病有别论》中说："大抵富贵之人多劳心，贫贱之人多劳力，富贵者高粱自奉，贫贱者藜藿茍充，富贵者曲房广厦，贫贱者陋巷茅茨。劳心则中虚而筋柔骨脆，劳力则中实而骨劲筋强；高粱自奉者脏腑恒娇，藜藿茍充者脏腑恒固；曲房广厦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难干"。再加反动统治阶级置人民的生死疾患于不顾，卫生防疫极差，以及战乱兵祸、旱涝灾荒的不时发生，以致疫疠、饥馑不断流行发生，经常造成劳动人民的大量死亡。如《伤寒论‧原序》说的"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李东垣《内外伤辨惑论》说的："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追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都是这种悲惨情况的例证。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彻底推翻和消灭了压迫和剥削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觉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康医疗卫生事业，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大力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有效地消灭和控制了多种烈性传染病、流行病与地方病的发生和蔓延。同时，积极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力加强卫生福利设施，提倡体育锻炼，普及卫生知识，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体质普遍增强，生活安定，心情舒畅，安居乐业，故发病率和病死率逐年下降，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显著提高。所以，社会制度的不同，对人体疾病相生命健康有着重大的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