痰和饮，都是津液病变。凡津液失常而变稠浊粘厚以形成病变者，称为痰；因津液不得输布运化，蓄积停聚而形成病变者，称为饮。前者其质稠浊，后者其质清稀。由于痰和饮在病理上每多相伴为病与互相影响，故常痰饮并称。二者既是疾病的病理产物，又是引起病变的致病原因。痰饮病机就是关于痰饮形成及其致病机理与传变规律的理论阐释。
饮之说始于《内经》。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有"水饮内蓄"；《六元正纪大论》有"太阴所至，为积饮痞膈"。《金匮》提出"夫饮有四，何谓也？师曰：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在《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篇》中，关于饮的论述共41条，治有四大法，十九方，为水饮病机学说奠定了基础。隋唐以后，则在仲景水饮基础上补充了痰。如《诸病源候论‧痰饮病诸候》突出地论述了痰的病因病理。但这些方书，包括《千金》、《外台》，都是把痰和饮混在一起论述的，没有严格界限。直至宋代杨仁斋《直指方》才将"痰"和"饮"作了明确的区分。如说："痰之与饮，其由自别，其状亦殊，痰质稠粘，饮为清水。"金元四大家则着重在痰方面作了较大发挥，并提出了一些特殊见解。特别是朱丹溪认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所以要根据痰所在的不同部位和不同性质予以治疗。他说："脾虚者，宜补脾气；……痰在胁下，非白芥子不能达；痰在皮里膜外，非姜汁、竹沥不能导；痰在四肢，非竹沥不能升。……"到了明清时代，对痰的论述，日趋完整。如张景岳说："痰有虚实之分，……善治者，惟能使之不生，方是补天之手。"这就进一步提出了针对病因预防治疗之说，这是前人所没有专门提及的。清‧喻嘉言论痰的形成及其致病之由说："若五经不并行，……一有瘀蓄，即为江河回薄之处，秽莝丛积，水道日隘，横流旁溢，自所不免。"叶、薛、吴、王等温病学家则论述了痰热浊邪，上蒙清窍引起的一系列危证，创立了清热涤痰、开窍避秽的治疗方法，并在病机上提出了新的认识。
从上述痰饮病机的概念和沿革可以看出，痰和饮涉及的范围是很宽的，但界限是明确的，而且饮的学说在汉代就规模大备了，痰则从隋唐以后才渐趋完善。所以《杂病广要》说："古方详于饮而略于痰，后世详于痰而略于饮。"不仅痰和饮有明确的区别，而且痰还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之痰，即指出于咽喉口鼻的涕唾涎沫。如《杂病广要》说："今之痰者，古之云涕云唾云涎云沫是也。"广义之痰，则泛指因津液发生病变所导致的痰证。如《明医杂着》说："人之一身，气血清顺，则津液流通，何痰之有。惟夫气血浊逆，则津液不清，薰蒸成聚而变为痰焉。"痰和饮在病机上有相同的地方，有不相同的地方。饮的产生，主要是因水湿为病，由脾而及肾，其质清稀，多停聚于胃肠，上射于肺，旁及脇肋，外溢肌肤。痰的产生，主要是人体各邪的津液发生病变，责在五脏之伤，其汁稠浊，其性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故来去无定，聚散无常，遍及全身内外，为病多端，怪证百出。但二者的病机都是水液的变化，都关系到脾、肺、肾的气化功能失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