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药性者，始自神农，而伊尹配合而为汤液，仲景伤寒金匮之方，即其遗书也，阐阴阳之秘，泄天地之藏，所以效如桴鼓。今人不敢用者，缘唐宋以后，诸家之臆说盛行，全违圣训，查对与经方所用之药不合，始疑之，终且毁之也。
二、神农本草，药止三百六十品，字字精确，遵法用之，其效如神，自陶宏景以后，药味日多，而圣经日晦矣！张洁古李东垣辈，分经专派，徐之才相须相使相恶相反等法，皆小家伎俩，不足言也。是刻只录一百余种，其余不常用，与不可得之品阙之，其注解俱遵原文，逐字疏发，经中不遗一字，经外不溢一辞。
三、是刻只录时用之药，其品第及字样不尽遵旧本，攷陶隐居本草，有朱书墨书之别，朱书为神农本经，墨书为名医别录，开宝间重定印本，易朱书为白字，玆因其近古而遵之，是刻遵古，分上中下三品，别录等本，采附于后。
四、药性始于神农，用药者不读本草经，如士子进场作制艺，不知题目出于四子书也。渠辈亦云：药性大抵系珍珠囊药性赋，本草备要，及李时珍本草纲目之类，杂收众说，经旨反为其所掩，尚可云本草耶？
五、近传本草崇原，越之张隐庵著也。本草经解，吴之叶天士著也。二书超诸群书之上，然隐庵专言运气，其立论多失于蹈虚，天士囿于时好，其立论多失于肤浅，而隐庵间有精实处，天士间有超脱处，则修园谢不敏矣，故玆刻多附二家之注。
六、上古以司岁备物，谓得天地之专精，如君相二火司岁，则收取姜、桂、附子之热类。如太阳寒水司岁，则收取黄芩、大黄之寒类。如太阴士气司岁，则收取耆、术、参、苓、山药、黄精之土类。如厥阴风木司岁，则收取羌活、防风、天麻、钩藤之风类。如阳明灿金司岁，则收取苍术、桑皮、半夏之燥类。盖得主岁之气以助之，则物之功力倍厚，中古之世，不能司岁备物，故用炮制以代天地之气，如制附子曰炮，助其热也：制苍术曰炒，助其燥也：制黄连以水浸，助其寒也。今人识见不及，每用相反之药而反制之，何异束缚手足，而使之战斗哉！侣山堂之说最精，故节录之。按制药始于雷公，炮制荒谬难以悉举，要知此人名叙，宋时人，非黄帝时之雷公也。
七、熟地黄、枸杷，取其液也，巿医炒松则上浮，烧灰则枯燥矣。附子、干姜，取其烈也，巿医泡淡则力薄，炮黑则气浮矣。以及竹沥.盐咸.枳实之类，皆庸医两可之见，不足贵也。至于枣仁生则令人不眠，熟则令人熟睡：黄耆生用则托里发汗，炒熟则补中止汗：麦门冬，不去心，令人烦躁：桑白皮不炒，大泻肺气之类：数百年相沿之陋，不得不急正之。
八、本经每药主治，不过三四证及六七证而止，古圣人洞悉所以然之妙，而得其专长，非若后世诸书之泛泛也，最陋是李时珍纲目，泛引描说而无当，李士材、汪认庵，每味必摘其所短，俱是臆说，反启时辈聚讼纷纷，修园为活人计，不得不痛斥之。
九、神农尝草而作本草经，实无可考，其为开天明道之圣人所传，张仲景、华元化，起而述之，陶隐居之说不诬也，汉时去古未远，二公为医中之杰，遵所闻而记之，谓非神农所著可也，谓为神农所著亦可也。
十、每药注解，必透发出所以然之妙，求与内经、难经.仲圣等书，字字吻合而后快，古云：群言殽乱衷于圣，愿同志者，取法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