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成就不一，分而述之。

明代是我国针灸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作为整个针灸学科组成部份的急症针灸也进入了日趋完善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救治范围空前扩大

明代，应用针灸治疗的急症种类大为增加。《神应经》所载针灸治疗的460余条症候中，急症约占三分之二。明朝著名针灸家杨继洲在总结前人与本人丰富临证经验基础上，立针灸治证89种，其中内科疾患42种，即含中风、中暑、哮喘、咳嗽、肺痈、泄泻、痢疾、癃闭、黄疸、呃逆、狂证、痫证、霍乱、血证、疟疾、心痛、胃脘痛、伤寒、头痛、胸胁痛、腰痛、腹痛、发痧等急性病症；外科疾患11种，亦包括丹毒、痄腮、疔疮、痈疽、乳痈、破伤风等急症；妇科疾患11种，内有崩漏、难产、产后血晕、胎衣不下等急症；儿科疾患4种，包括小儿赤游风等；五官科21种，有目赤肿痛、耳聋气闭、乳蛾、舌肿、牙痛、咽喉肿痛等急症。以上这些，基本上已经概括了祖国医学中针灸治疗的急性病种。

二、探索总结辨证施治规律

为了扩大病种，提高疗效，明代医家重视探索和总结急症针灸中的辨证施治规律，杨继洲和高武等医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他们通过反复的实践，已摸索出以下几条：(一)辨证须精细

急症，一般主证多较明显，具体辨治时要求作深入细致的分析。首先须详析病因病机。如心胸痛：“心痛有九种，有虫、食痛者，有心痹冷痛者，有阴阳不升降者，有怒气冲心者，此症非一，推详其症治之”(《针灸大成‧卷九》)。另如头痛，亦有“风、风热、痰湿、寒、真头痛”等的不同(《针灸聚英‧卷二》)。其次，要细辨各种证型，同属哮喘，有“水哮”、“气哮”、“咸哮”之异。另外，还须兼顾其他各种因素，杨继洲曾强调指出，中暑之预后，与得病发病时间有关，“至八、九月方发，乃难治也；六、七月受病浅，风疾未盛，气血未竭，体气未衰，此为易治”(《针灸大成‧卷九》)。

急症病重多变，对治疗要求较高。关键一条，必须对症。《针灸聚英‧卷二》提及，同一急性病症其症候表现不同，取穴亦不同，如痢疾一证，“白痢，大肠俞；赤，小肠俞”；刺灸之法也不同，如腹痛，“实痛宜刺泻之，…邪客经络，药不能及者，宜灸”；刺灸目的亦不同，如发热，“热病汗不出…(针)以导气；热无度不止，…血以泄热”。

(三)操作重针法

这也是施治关键之一。急症急治，针法的熟悉运用甚为重要。杨继洲曾对中风不省人事，针人中等穴不效的情况作了分析，认为是“针力不到，补泻不明，气血错乱，或去针速，故不效也”(《针灸大成‧卷九》)。

以上这些认识不仅较前人更为深入系统，而且对今天的临床，也有一定指导意义。

三、急症针法已近完备

(一)补泻手法丰富多彩

明代为针刺手法研究的全盛时期。《金针赋》是一篇专门总结当时盛行的各类单复式手法的针灸歌赋。急症应用的手法，多为泻法，或以泻法为主兼用补法。如透天凉适用于“风痰壅盛、中风、喉风、癫狂、疟疾、单热等一切热症”，龙虎交腾法能“治损逆赤眼，痈肿初起”等(《针灸大成‧卷四》)。

“气至病所”手法，得到了明代医家极大的重视。杨继洲反复强调：“有病道远者，必先使气直到病所”(《针灸大成‧卷四》)。在窦汉卿《针经指南》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气至病所”与补泻融为一体，形成一套较完整的手法。正确运用这种手法，可以提高急症救治疗效，一如《梓岐风谷飞经走气撮要金针赋》所言：“驱运气血，顷刻周流，上下通接，可使寒者暖而热者凉，痛者止而胀者消，若开渠之决水，立时见功，何倾危之不起哉”(《针灸聚英‧卷四下》)。

时间针法到明代有很大的发展。贡献最杰出的是徐凤。他在何若愚《子午流注针经》以及其他医家经验的基础上，撰成了《徐氏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歌》。这一歌赋，是应用子午流注纳甲法的重要依据，并使之得以在针灸界普遍推广。另一种子午流注针法，即以十二经脉与一日内十二时辰相配的纳子法，虽亦始于宋，为丁德用注释《难经》时首次提出，实际上也是直到明代才由高武加以发挥完善的。运用子午流注针法可以提高急症针灸疗效，这在上节已述。而明代医家在临证过程中，又进一步指出，子午流注针法应用于急症时必须依据病情灵活掌握，切忌呆板。正如李櫩所云：“燕避戊己，蝠伏庚申，物性且然，况人身一小天地乎故缓病必俟开阖，犹瘟疫必依运气；急病不拘开阖，犹杂病舍天时而从之病也”(《医学入门‧卷一针法》)。杨继洲则更为具体地指出：“遇有急疾奈何…妻闭则针其夫，夫闭则针其妻；子闭针其母，母闭针其子”(《针灸大成‧卷五》)。

另有灵龟八法与飞腾八法，均系以人体奇经八脉配合八卦、干支而构成的时间针法。虽源于窦汉卿之流注八穴，且经同时代的王国瑞发挥，但真正开始广泛应用于临床，亦是经徐凤加工、整理并编写成《奇经八脉周身交会歌》等多首歌诀之后。四、灸治理法基本完善

灸法，在明代已不及针法应用之广。急症治疗中亦然如此。但是也有一定进展，且出现如《类经图翼》这样设专篇论灸治的书籍。

(一)灸疗机理系统总结

关于灸治急症的作用机理，在明以前，历代虽各有不同程度认识，但多是零散的，不完整的。首先对灸治机理作较全面概括的是明代医家李櫩，他指出：“虚者灸之，使火气以助元阳也；实者灸之，使实邪随火气而发散也；寒者灸之，使其气之复温也；热者灸之，引郁热之气外发就燥之义也”(《医学入门‧卷二灸法》)。而急症灸治机理，张景岳说得更为明确：“凡用灸者，所以散寒邪，除阴毒，开郁破滞，助气回阳，火力若到，功非浅鲜”(《类经图翼‧卷十一》)，譬如“痈疽为患，无非血气壅滞，留结不行之所致，凡大结大滞者，最不易散，必欲散之，非藉火力不能速也”(《景岳全书‧外科钤》)。

灸疗对急症的防治作用，至明代又有更多认识。晋唐时期记载有艾灸预防瘴毒之类外感邪毒，明代医家则认识到灸亦可预防脏腑内伤所致的急性病症，当出现中风之候时，“便宜急灸足三里、绝骨四处各三壮”(《针灸大成‧卷九》)，灭其于萌芽。

其次，发现可根据灸后反应来识别病情深浅，如痈毒，灸后“先不痛而后觉痛者，其毒轻浅；先痛而后反不痛者，其毒深重”(《类经图翼‧十一卷》)。还可据此了解预后好坏，如疔疮一症，“以蒜膏遍涂四围，只露毒顶，用艾着肉灸之，以爆为度，如不爆者难愈”(《类经图翼‧卷十一》)。

(三)灸疗方法有所革新

明以前，主要采用着肤灸(直接灸)和隔物灸二法施治。明代出现艾卷灸。艾卷灸使用方便，热力可随时调节，施灸时间亦能任意控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明代的艾卷灸多为配入一定药物的药条灸，称之为太乙神针，雷火神针等，常用于急症治疗。张景岳还记载了一位称孙道人的所创制的神仙薰照方，对痈毒中“毒邪炽盛，其势猛急而垂垂危者，则宜用薰照方，更胜于灸也”(《景岳全书‧外科钤》)。所谓神仙薰照方，实际上也是一种药条灸。张景岳还详细介绍了此方的具体操作：先将药条“以真麻油润透，点灼疮上，须离疮半寸许，自红晕外圈周围徐徐照之，以渐将捻收入疮口上，所谓自外而内也。更须将捻猛向外提，以引毒气，此是手法。此药气从火头上出内透疮中，则毒随气散，自不内侵脏腑”(《景岳全书‧外科钤古方》)。这种灸治手法的应用，有助于疗效进一步提高。在急症灸治的壮数上，张景岳也提出了新看法：“灸者必令火气直达毒处，不可拘定壮数”，如能“前后相催，其傚尤速”(《类经图翼‧卷十一》)。这里，已将“气至病所”和灸治壮数作了有机结合，无疑是“气至病所”法在灸治上的一种创新。

五、急症医案较详细完整

针灸急症医案，最早为《史记》所载扁鹊治虢太子尸厥，便属史料。后世的《备急千金要方》、《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也有部份记述，然而往往以他人或前人医案为主，多系只字词组的传说。《针灸资生经》记载不少作者本人及其亲属的医案，有一定价值，但亦失之于简略。我国古代针灸医案记录较详涉及面较广者，当推杨继洲医案。杨氏医案载述其行医46年中所治针灸验案共27则，其中急症医案近20则。病种包括：痢、嗽血、痫证、狂证、伤寒、咽喉急症、便血、两腿风以及当时诊断不明的危异之疾等。医案内容详细，辨证确切，组方严谨，讲究手法，故疗效显著。如熊可山一案，病人患痢兼吐血不止，身热咳嗽，绕脐一块痛至死，脉气将危绝。症候复杂，病情险重，众医都认为不治。杨继洲按急则治其标之意，抓住急中之急的腹中气块剧痛一症，“急针气海，更灸至五十壮而苏，其块即散，痛即止。后治痢，痢愈；治嗽血，以次调理得痊”(《针灸大成‧卷九》)。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针灸避忌问题。唐‧孙思邈最早提出急病不必拘此。至明代，避忌之风愈演愈烈，各种禁忌，诸如“尻神禁忌”、“人神禁忌”之类到处盛行。对针灸学的发展起了某种阻碍作用。特别是急症，最重不失时机抢救，矛盾更为突出。当时，一些具有丰富学识和临床实践的针灸医家已对此持怀疑态度。高武认为“以上诸禁忌，惟四季所忌，似合《素问》，其余不知何时何人所起…卒急何暇选择，此时人神、尻神亦悯病危而不祸乎”(《针灸聚英‧卷三》)所以，他尖锐地指出：“夫急难之际，命在须臾，必待吉日后治，已沦于鬼魅”。杨继洲亦曰：“若急病，人尻神亦不可避也”(《针灸大成‧卷四》)。他还针对《标幽赋》的二句歌赋：“望不补而晦不泻，弦不夺而朔不济”，特别加以注解：“如暴急之疾，则不拘矣”(《针灸大成‧卷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杨氏医案中还记录了二则不避禁忌的验案。如王会泉亚夫人案，病人患危异之疾，半月不饮食，目闭不开，六脉似有如无，病情严重。他认为“此疾非针不苏。…但人神所忌，如之何若待吉日良时，则沦于鬼魅矣”，于是“即针内关二穴，目即开，而即能食米饮，徐以乳汁调理而愈”(《针灸大成‧卷九》)。以上这些体现了明代医家在急症救治实践中尊重科学的精神。

清代，产生了不少针灸著作，包括《神灸经纶》这样的灸治专书，另有一些收集民间治疗方法的书籍，如赵学敏编的《串雅外编》等，都包含有相当多的急症针灸方面的内容。但由于多数书籍重在汇集前人文献，加之清朝后期道光帝明令禁止太医院设针灸科，导致整个针灸学科的衰落，使得急症针灸未能取得更多的成就。清代大致有以下两方面发展：

一、治疗范围有所扩大

温病学说到清代已经成熟，一些急性温热病症候逐步采用针灸治疗，并获得较好的效果。如瘟疫：“热入血室，发黄，身如烟薰，目如金色，口燥而热结，砭刺曲泽出恶血，或用锋针刺肘中曲池之大络，使邪毒随恶血出，极效”(《针灸逢源‧卷五‧瘟疫》)。

一些凶险重症，历代记载多属不治的，至清代，随着治疗方法的改进，逐渐使之成为可治。诸如疔疮走黄一症，“毒气内攻，走黄不住，疮必塌陷，按经寻之，有一芒刺直竖，乃是疔苗，急用针刺出恶血，即在刺处，用艾灸三壮，以宣余毒”(《针灸逢源‧卷五》)。

二、刺灸之法有所发挥

首先在操作方法上有一些增补。急症灸法，在隔物灸方面，清代又增加了黄蜡灸、豆豉饼灸、蛴螬灸等，《串雅外编》还收编了民间的鸡子灸(即用鸡蛋白乘热覆蓋于肿毒上，上用艾灸之)、碗灸等法。多用于治疗急性痈毒。另外，救治疯犬咬伤，还主张在咬伤处“急用大嘴砂酒壶一个，内盛干烧酒，烫极热，去酒以酒壶嘴向咬处，如拔火罐样，吸尽恶血为度，击破自落，上用艾炷灸之，永不再发”(《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急症刺法，《串雅外编》也收集了这方面的民间防治经验。如刺血治急痧将死，方法是“将口撑开，看其舌处有黑筋三股，男左女右，刺出紫血一点即愈。刺血忌用针，须用竹箸嵌碎磁碗尖为妙”(《串雅外编‧起死门》)。另有针挑治闷疹子，(指麻疹不能透发)、喉痹等。

关于急症治疗次数，历代未明确指出。鉴于急症势如奔马闪电，清朝一些医家提出某些急重之候，要求治疗不可间断，甚至日可2次。如痈肿疮毒，须“针无间日，如或针间日则无效矣，…或一日再刺，以泻其毒”(《针灸集成‧卷二》)。现代治疗急症，亦主张连续追截，重者日针2至3次，这对于扭转病势颇有临床意义。

另外，清朝医家强调审证取穴，正如吴亦鼎所云：“灸法亦与针并重，而其要在审穴，审得其穴，立可起死回生”(《神灸经纶‧引言》)。

综上所述，我国的急症针灸证治，奠基于秦汉，经过晋唐宋大量临床、特别是灸治方面实践的丰富充实，金元在理法上的创新突破，至明清终于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理论和技术，与中医学的其他疗法一起，在同急性疾病斗争，保护古代劳动人民健康上，作出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