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唐时期重视灸法的趋势一直延至宋代。当时社会风气重灸，根据《南史‧齐本纪》的记载，有人自北方学来灸法，由于治有效验，一时间都城中大为盛行，甚至“诏禁之不止”，被称之为“圣火”。考其原因，除灸法疗效显著外，可能与其法简方便、易于掌握推广有关。而灸法的兴起，与急症救治是分不开的。我国灸法先驱之一东晋人葛洪，在其急症专著《肘后备急方》中，载针灸医方109条。其中，灸方竟达94条之多，并指出灸法对于急症“用之有效不减于贵药，已死未灸者，犹可灸”(《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隋‧巢元方之《诸病源候论》涉及针灸内容虽很少，亦提到灸治中风、各类心痛症等。唐代名医孙思邈，曾正确地提出过“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的观点(《备急千金要方‧卷三十》)，在极少数急症治疗中，也根据临床经验的积累，发现灸的疗效不及针刺，如崩中带下，“灸亦佳，但不及针”(《千金翼方‧卷二十六》)。但是，鉴于时尚的影响，《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所载的针灸医方，灸方仍占明显优势。孙思邈还特别强调“大凡人有卒暴得风，或中时气，凡百所苦，皆须急灸疗，慎勿忍之停滞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唐代另一医家王焘更大力提倡灸法，认为“火艾之功，过半于汤药”(《外台秘要‧卷三十九》)。在其所撰《外台秘要》一书中，广泛收录了唐以前的大量急救灸方，在一定程度上对灸法应用于急症起了推广作用。
至此，一反从《内经》至《针灸甲乙经》重针轻灸的倾向，灸治成为急症医疗的主要方法，在大量急性病症治疗中取代了针刺的位置。晋唐时期在急症灸治方面主要有以下贡献：
一、革新施灸方法《肘后备急方》首创隔物灸，包括隔蒜灸、隔盐灸、隔川椒灸、隔面饼灸以及瓦甑灸、烧艾于管中薰灸等。《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更补充了隔豆豉饼灸、隔附片灸、隔商陆饼灸等。隔物灸，较之直接灸具有痛苦小、损伤小，病人乐于接受的优点。且按不同症情选择各种隔物，还可发挥隔物之辅助治疗作用。
二、重视急症特点
晋唐时期，灸法多用治急症。所以，十分注重急症的临床特点，并采取各种相应措施，主要有下列几条：
(一)灸的壮数和疗程应据病情掌握
灸痈疽毒肿，壮数宜多：“不觉消，数数灸，唯多为善”(《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五》)；而治疗“口歪僻者，衔奏灸吻口横文间，觉火热便去艾，即愈，勿尽艾”(《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三》)。同属急重之症，壮数虽有一定范围，也各不相同，如“卒暴百病，…灸头面四肢宜多灸，腹背宜少，其多不过五十，其少不减三、五、七、九壮”(《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外台秘要‧卷三十九》还提到“欲灸风者，宜从少以至多也，灸寒者，宜从多以至少也”。至于灸治疗程，急症急治，多可速愈，一般疗程不长；但对某些病症，则要求长期用灸，如狂犬咬伤：“灸疮中十壮，明日以去，日灸一壮，满百乃止”(《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七》)。
(二)治疗上突出一个“急”字
首先强调及早灸治，“凡卒患腰肿、附骨肿、痈疽、节肿风、游毒、热肿，此等诸疾，但初觉有异，即急灸之立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其次，为了提高急症救治效果，讲究艾绒采集质量，“常预收三月三日艾，拟救急危”(《千金翼方‧卷十七》)。但遇到急危之际，亦可以他物代艾，如“众蛇螫，灸上三七壮。无艾以火头称疮孔大小瞤之”(《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五》)。另外，对于带有某种迷信色彩的所谓针灸禁忌日，急症救治时也可不必顾及：“若事急卒暴不得已者，则不拘此也”(《千金翼方‧卷二十八》)。
三、注意验证疗效随着急症临床日益增多，晋唐时代的一些医家已注意到对灸治效果的验证，这对增强客观性、科学性，提高临床疗效有较大意义。如葛洪提到，霍乱诸急症中“不治者可灸肘椎，已试数百人，皆灸毕即起坐”(《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外台秘要‧卷十九》收录治脚气方31首，亦指出“诸灸法并经用，所试皆验，灸毕应时即愈”。更为可贵的是，有的医家还作了亲身体验。葛洪“尝小腹下患大肿，灸即差，每用之，则可大效也”(《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五》)。
四、扩大灸法应用
晋唐时，灸治急性病种大为增加，《肘后备急方》所治的内科急症就达25种之多。《备急千金要方》记载的更为丰富。灸法预防急症用于临床实践，《肘后备急方》在“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中，特别提出“密以艾灸病人床四角，各一壮”，以预防传染。孙思邈除了提到灸足三里防瘴毒外，还强调灸防急症宜因地制宜：“河洛关中土地多寒，儿喜病痉，其生儿三日，多逆灸以防之。…吴蜀地温，无此疾也。古方既传之，今人不详南北之殊，便按方而用之，是以多害于小儿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五上》)。除此之外，《外台秘要‧卷四十》曾提及“凡狂犬咬人著讫，即令人狂，精神已别。何以得知，但看灸时。一度火下，即觉心神中醒然，方知咬已即狂，是以须深知此”。表明灸法还被用来判别急症病情轻重和预后。
在急症针治方面，晋唐时代进展不大。其中毫针刺法，虽也用治某些急症，且也发现有的疗效胜于灸治，但应用不广，发挥很少。刺血法，基本上承袭《内经》。另创制一种刺血敷药法，“凡疗丁肿，皆刺中心至痛，又刺四边拾余下，令血出，去血傅药，药气得入针孔中佳，若不达疮里，疗不得力”(《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二》)。《外台秘要‧卷二十四》还记载了一种特殊的治法：“疗发背…急用针刺上七八针，取冷水用筒击射肿上，日夜不止，疼歇肿消”。古代由于针具粗糙，刺血不当可造成出血过多的情况，《备急千金要方‧卷六上》主张“烧铁篦令赤，熨疮数过，以绝血也”。
须一提的是火针法，在唐朝得到了较大重视。《备急千金要方》中，多处作了介绍。所治病种已扩大至痈毒、疔疮、马黄黄疸、惊痫等急症，有的经医家长期验证，确有效验。如“风眩之病，…困急时但度灸穴，便火针针之，无不差者…余业之以来，三十馀年，所救活者数十百人，无不差矣”(《备急千金要方‧卷十四》)。在火针具体操作上，也指出：“以油火烧之，务在猛热，不热即于人有损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其他，《肘后备急方‧卷一》还提到指针法和挑针法。如治卒中恶死，既可用指针法“令爪其病人人中，取醒”，亦可用挑针法“视其上唇里弦弦者，有白如黍米大，以针决去之”。
按上所述，晋唐时期在急症灸法防治上取得较大进展，无论在病症种类，灸治方法及防治经验等方面都胜过先秦两汉。不过，从总体上说，这些进展，主要还是临床上的总结，这显然是由于这个时期以临床医学为主的特点所决定的。
除了火针获得一定发展外，针法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晋唐时期，这种偏重灸疗的风气，特别是王焘等主灸派贬针褒灸的偏执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急症针灸学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