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针灸治疗急症，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见于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二部帛书(帛书‧经脉甲种、乙种或称脉灸经)。帛书所载的经脉病候，不少为急性病症。其中以痛症为主，包括脏腑痛症(如心痛、肝痛、脘痛等)、体表及五官痛症(如腰痛、胸痛、胁痛、头痛及目痛、齿痛、嗌痛等)。此外尚有其他各类急症：血证(咳血、衄血)、心悸、狂、痫、癃、厥、疟等。治疗方法，均为灸所属之经脉。有些病症，甚至可以“久(灸)几(既)息则病已矣”(《五十二病方》)。同时，鉴于当时治疗水平低下，不少急症属灸法所不治，帛书也作了如实的记载。如：“热中…有而心烦，死，勿治殴(也)”(《五十二病方》)。
成书于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奠定了急症针灸证治的基础。内载针灸治疗的急性病候，虽只三十余种(类)，但已概括内、外、五官以及部份儿科的主要症候。以内科为例，包括风痉反折、中风偏枯、各类急性热病、各类急性痛症、喘咳、厥逆、癫、狂、痫、霍乱、呕吐、泄泻、疟疾等。后世在急症病种上的丰富和发展正是本源于《内经》。在急症治疗上，有些病开始进行辨治。如急性热病，便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辨治的：(1)据发病部位：热始于足胫者，刺足阳明发汗；(2)据发病时间及脉象：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热病七日八日，脉口动喘而短者，浅刺手大指间；(3)据严重程度：重者，五十九刺；轻者取一穴或数穴；(4)据不同兼症：如热病兼风痉反折，取足太阳。此类辨治虽然粗略，却是急症辨证施治的一个开端。刺法上，九针为主，强调针对不同的急性症候采用不同的针具。除毫针刺外，刺血法应用甚广，包括赞刺、络刺、豹文刺等，用以治疗寒热病、癫狂、疟疾、腰痛及五脏急症。火针，《内经》称“大针”或“燔针”，应用较为局限，主要治疗以肿痛挛急为特征的经筋急症和寒痹，要求“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灵枢‧经筋》)。在急症灸法上，记述不多，用于痈肿、疟疾、狂证等。一般采取直接灸的方式，“狂而新发…灸骨骶二十壮”(《灵枢‧癫狂》)。其中痈疽一症，《灵枢‧痈疽》提到：“痈发四五日逞之”。以灸法治疗，对后世影响最大。更为可贵的是，《内经》首次提出刺灸并用或针药结合救治急症，如“疟脉小实，急灸胫少阴，刺指井”(《素问‧刺疟篇》)，另如坠堕所致“恶血留内，腹胀满胀，不得前后，先饮利药”，再刺络出血。这方面内容虽不多，但意义深远。另外，《内经》中已意识到须掌握适当的救治时机，认为“凡治疟先发，如食顷乃可以治，过之则失时也”(《素问‧刺疟篇》)。
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较系统地总结了汉以前诊治急性热病的丰富经验，内中有关针灸的条文虽仅35条，但在急症针灸防治上也作出了一定贡献。其一，创立三阳宜针，三阴宜灸的原则。急性热病早期，实热为主，应针泻邪热；及至三阴，多属虚寒，特别是对脉微(甚至无脉)、四肢厥逆等急重症候，灸之尤宜。这一原则，长期为多数医家所遵循。其二，重视及早防治急症。急性外感热病，病势急骤，应在病邪“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金匮要略》)；当发病后，传变甚速，亦可用针刺之法予以截断，如“太阳病，…若欲再作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伤寒论》)。其三，在某些病候上补《内经》所不备。针灸治疗妇科急性病症，《内经》中缺如，《伤寒杂病论》中则有介绍。如“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而脉迟，身凉，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伤寒论》)。另外，亦提倡针药结合，指出：“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伤寒论》)。《针灸甲乙经》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针灸学专著。急症治疗也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并在《内经》基础上有较大发展。
表现在：
(1)针灸救治的急性病症范围扩大。该书所载200多种病症中，大部分为急症。这些病候，虽多本于《内经》，但也有下列二种情况，一种系《内经》或《伤寒杂病论》所无，尤以妇科和儿科为多，如妇科，即增补了乳痈、崩中、难产等症的针灸治疗；另一种为以前医籍虽已提及但未记载用针灸治疗的，如“刚痉”一症，《金匮要略》仅提到药治，《针灸甲乙经‧卷七》指出：“刚痉太阳中风感于寒湿者也，其脉往来进退，以沉迟细，异于伤寒热病。其治不宜发汗，针灸为嘉。”
(2)补充大量急症处方。《内经》的急症取穴组方尚不完善，以经取经，或取一、二穴组方的情况颇为多见，《伤寒杂病论》取穴范围更为局限。《针灸甲乙经》除了增补许多有效的急症单方外，还记述了不少多穴组成的复方，如“狂易，鱼际及合谷、腕骨、支正、少海、昆仑主之”(《针灸甲乙经‧卷十一》)。其中有些还讲一步强调选穴的主次与针刺之先后，如“癫疾(相当于癫痫发作──引者)，上星主之。先取譩譆，后取天牖、风池”(《针灸甲乙经‧卷十一》)。重视补泻及气至：关于针刺补泻及讲究气至感觉，《肉经》中只作了一般的论述。《针灸甲乙经》则在具体治疗中加以阐发。如“飧泄，补三阴交，上补阴陵泉，皆久留之，热行乃止”(《针灸甲乙经‧卷十一》)。急症救治，正确施用补泻手法，激发经气活动，更可提高疗效。如“病在少腹痛，不得大小便…刺腰髁间，刺而多之尽煿，病已”(《针灸甲乙经‧卷九》)。这方面内容虽不多，但颇有价值。总之，从秦汉直至晋初，是我国针灸防治急症历史上的奠基时期，其总的特征是：
一、应用针灸治疗的急性病症已经遍及内、外、妇、儿及五官各科，但病种还不多，分类亦欠精确。
二、治疗方法从纯用灸治逐步发展到毫针刺为主，兼用刺血、灸治、火针等法。张仲景确立的三阳宜针、三阴宜灸的原则，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但对后世也产生某些消极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灸法应用于急性热症。
三、配穴组方，经历了从经病取经(脉)到循经取穴，从单方到复方的过程。但这一时期的处方，还是以单方为主，复方亦不够严谨，辨证组方尚处于初级阶段。
四、针刺手法，除了提出补泻法外，开始注意到激发温热针感循行对疗效的影响。从总体看，补泻手法还较粗略简单，对气至针感的描述及认识仅是初步的。五、开始提出急症针灸应掌握时机、及早防治的思想，在某些地方还体现了针灸并用或针药结合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