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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家朱良春
朝代民國 公元1917
【描述】

朱良春,江蘇鎮江人。生於1917年,早年拜孟河御醫世家馬惠卿為師,後隨近代名醫章次公學習,深得其真傳,從醫至今已逾六十年。朱良春教授是中國著名中醫內科學家,治學嚴謹,醫術精湛,對內科雜病的診治具有豐富的經驗,先後研製了「益腎蠲痹丸」、「復肝丸」、「痛風沖劑」等中藥新藥,獲部、省級科技獎。主要學術著作有《蟲類藥的應用》、《章次公醫案》、《醫學微言》、《朱良春用藥經驗集》、《中國百年百名中醫臨床家朱良春》、《現代中醫臨床新選》(日文版,合著)等 10餘部,發表學術論文170餘篇。曾先後應邀赴日本、新加坡、法國、馬來西亞等國作學術演講。現任南通市中醫院首席技術顧問、主任醫師,中華中醫藥學會終身理事,南京中醫藥大學兼職教授,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及長春中醫學院客座教授,中國中醫研究院基礎理論研究所技術顧問,滬、港、台當代中醫技術中心顧問,中國中醫藥研究促進會常務理事等職。

(以下本人口述,張肖敏整理)

我早年在中學讀書時,因病掇學,乃轉而學醫,拜武進孟河馬惠卿先生為師,先命朗夕誦讀醫經,無法理解其奧義,頗以為苦。但跟隨馬老師抄方一年,卻甚有收獲。求治于老師之病員甚多,他用藥頗有獨到之處,臨診常用對子藥,便于記憶和運用。隨師抄方一年,使我獲得了豐富的實踐知識,也初步掌握了一些基本理論,為學好中醫奠定了基礎。為了系統學習,一年後考入蘇州國醫專科學校。接近畢業時,抗戰開始,乃于一九三七年轉學至上海中國醫學院繼續學習。當時半天在章次公先生處實習,半天在世界紅十字會醫院中醫部工作。我在章師處雖僅年余,由于他誨人不倦,諄諄教導,因而得益較大,學習到抓主要矛盾的辨證手段,靈活選方用藥的技巧及由博返約、扣住主題的讀書方法。章師學識淵博,理論精深,臨床頗多獨特經驗,對內科雜病,尤擅其長,治驗甚多,療效卓著,這些為我後來升堂入室,創造了條件,訂下了基礎。章師一貫提倡「發皇古義,融會新知」,他的主張對我影響很深。後來我之所以能兼收并蓄,重視民間單方,走中西醫結合的道路,都是章師正確引導的結果。

對我影響較大的還有張錫純先生。《衷中參西錄》中的許多有效方劑,我應用于臨床發揮了較好的作用。如治一妊娠惡阻婦人,得食則吐,不食亦嘔,疊藥不瘥,臥床不起,歷時月餘,邀我診治,用張氏安胃飲,一劑知,二劑已。因此有位同道說我得力于「南章北張」,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近年,我在整理《章次公醫案》時,仍有溫故知新之感受。如章師早年就指出:「根據實踐經驗,有些失眠患者,單純用養陰、安神、鎮靜藥物效果不佳時,適當加入桂、附一類興奮藥,每收佳效。」這個可貴的經驗我至今一直應用于臨床而獲效。同時,診餘之暇,經常翻閱《衷中參西錄》已成了我的習慣,真有百讀不厭之慨,乃至使我產生了撰寫《錫純效方發揮》的念頭,以把我四十多年來運用張氏效方的體會介紹給讀者,現正準備著筆。

我認為學習的成功,不僅在于智慧,還在于毅力。數十年來我除了完成本身的工作任務之外,無論是盛夏寒冬,都起早帶晚地閱讀各種醫學著作,既學習前人的經驗,也接受今人的創獲。平時還盡可能地擠出時間,搜集資料,分類儲存,以利于吸取前人和今人的寶貴經驗,指導自己的實踐,並為著書立說、撰寫論文准備了條件。

我十分重視掌握中醫「辨證論治」這個關鍵。因為,「辨證論治」是中醫理論體系的精髓,其優點是不論任何復雜的病情,都可依據症狀,從陰陽消長、正邪鬥爭的基本規律中,運用四診、八綱的方法歸納分析,提出整體治療的措施,這是中醫理論體系上的卓越之處。能掌握好「辨證論治」的規律,世界上就沒有絕對的「不治之症」,而只有「不知之症」。所以,我對一些疑難雜症,總是深入探索,努力從不知到漸知,轉不治為可治。例如一位紡織女工,患子宮內膜異位症(異位至肺部),就診時主訴:月經閉止,每月咯血五、六日,伴顴紅掌熱,口乾咽燥,腰酸腿軟,疊治無效。我根據其症狀辨證為肝腎不足,水不涵木,氣火沖激,衝任失調而致血不循經,灼傷肺絡,逆而倒行的症候,所以在治療上應給于滋養肝腎,清肺涼血,而調衝任。連服中藥十劑,月經即循常道而行。

又如「血紫質病」是一種原因暫時不明的新陳代謝疾患,比較罕見。一例二十六歲的男性患者,每隔二至四個月必劇烈腹痛數天,用杜冷丁注射始趨緩解,因尿液呈紅色,經尿檢發現多量紫質而確診,但多方治療未能控制其發作。我根據其面色少華、怯冷、納呆、便溏等症辨為脾腎陽虛,予以溫補脾腎之劑,屆期未再發作,隨訪三年,已告痊愈。所以我認為中醫「辨證論治」的原則是大經大法,如能認真掌握,靈活運用,就可應付裕如,取得著效。

但是「辨證論治」也存在一些缺點,就是對疾病產生的具體機制和診斷,缺乏客觀的指標依據,這對總結提高,似有一定的影響,同時,也常會出現誤診。因此,還必須「辨病論治」。例如直腸癌的早期症狀,往往易與痔瘡或慢性痢疾混淆,如果不早期確診,給予相應的治療措施,就很有可能貽誤病機,導致惡化轉移。我認為「證」和「病」是一種因果關系,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否定或肯定「病」和「證」的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不完善的。因此,「辨證」與「辨病」密切結合,研究疾病與症侯的關系,探索臨床診治的規律,必能相得益彰。所以我在臨診時常將兩者結合起來,以求縮短療程,提高療效。如慢性氣管炎急性發作患者一般多見咳嗽痰黃之主證,所以我研製了「咳喘合劑」(由黃荊子、金蕎麥各十五克,佛耳草、天竺子各十克組成,為一日量),凡遇此類氣管炎患者,服用每獲佳效。再如我從用蚯蚓液治愈下肢潰瘍的經驗中,理解它具有對潰瘍病灶的修復作用,從而啟發我用以治療消化性潰瘍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這樣我們就能不僅是繼承,還可擴大思路,觸類旁通,引申發展,擴大藥物的療效,為中西醫結合提供線索。

以良方壽世如春雨膏田

我在學校讀書時就練習寫作短文,曾在《明日醫藥》上發表過文章。後來曾任楊醫亞主編之《國醫砥柱》、任應秋主編之《重慶國醫雜志》以及廣東《醫藥旬刊》的特約編輯,陸續寫過一些文章。一九四二年,我自己創辦《民間醫藥月刊》,主要是搜集民間驗方,加以驗證推廣,使我從中吸取了不少經驗良方,豐富了治療手段。

一九五六年南通市成立了中醫院,我被任命為院長,我決心將自己全部精力都傾注在中醫事業上。在和同志們的一道努力下,曾集體編著了幾部醫書,發掘、整理了兩位土專家的經驗。一九五九年我院被授予全國紅旗單位,一九六二年寫成《傳染性肝炎的綜合療法》,一九六三年編著《湯頭歌訣詳解》(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近兩年又寫成了《章次公醫案》、《蟲類藥的應用》兩部醫著。其中《章次公醫案》在1980年由江蘇科技出版社出版,暢銷全國,得到好評。《蟲類藥的應用》一書,將由中國國際書店和香港三聯書店在香港及國外發行。

撰寫論文、著書立說是繼承發揚中醫學遺產的一個部分,更重要的是為廣大人民健康服務,為病員治好疾病。因此,我除了做好臨床工作外,還積極參加科研工作,更多地掌握疾病的診治規律,提高療效,縮短療程。例如創製「益腎蠲痺九」(熟地、當歸、仙靈脾、鹿銜草各一百二十克,炙全蠍、炙蜈蚣各二十五克,炙烏梢蛇、炙蜂房、炙地鱉虫、炙僵蠶、炙蜣螂各九十克,甘草三十克,共研極細末,另用生地、雞血藤、老顴草、尋骨風、虎杖各一百二十克煎取濃汁,泛丸如綠豆大。每服六克,日二次,食後服。婦女經期、孕期忌服)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及增生性脊柱炎等疾病,療效顯著。我認為痺證其「本」在腎,風寒濕熱諸邪均為其「標」,故取「益腎壯督」以治其本,「蠲痺通絡」而治其標,方即據此而制訂。曾治一脊柱彎曲、頭向前傾、不能直立、呈嚴重駝背狀且掣及兩腿疼痛、行走欠利、手指關節變形的類風濕性脊柱炎患者,疊經使用中西藥物,均告鮮效﹔嗣服「益腎蠲痺丸」,關節變形漸復,腰能直立,能從事一般勞動,攝片檢查增生之骨刺已消失。此丸藥深受廣大病員的歡迎,醫院生產常供不應求,已列為一九七八年科研成果,在市科學大會上受到表揚。

又如慢性痢疾與結腸炎,長期腹瀉,時輕時劇,迭治不愈,纏綿難解者,辨證往往既有脾虛氣弱的現象,又有濕熱逗留的存在,呈現虛實夾雜的征象,在治療上既要補脾斂陰,又要清化濕熱,因而創造了「仙桔湯」(仙鶴草十五至三十克,桔梗六克,烏梅炭四.五克,白槿花九克,炒白朮九克,廣木香四.五克,白芍九克,炒擯榔一.二克,甘草四.五克。阿米巴痢另加去殼鴉膽子十四粒,分服)治療此症,取得比較顯著的療效。

「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這是我們每個醫務工作者的天職,只要能解決病員的痛苦,我都願意去協助做好工作。我常與其他單位協作,擬定處方應用於臨床,如與市衛生防疫站職業病防治科協作,創製了「止咳化矽糖漿」,對矽肺患者,配合克矽14,獲得較好的效果。

此外,由于經常在醫藥雜志上介紹臨床經驗,因此全國各地來信問病求方者甚多。我對讀者來信總是認真閱讀,并開出處方,寄給病人,以期減輕患者的痛苦。總之,在我行醫的四十多年中,將良方效藥給予病員,已成了我最大的愉快。每個疑難雜症患者的治愈,是對我最大的安慰,他們的健康是對我最大的獎賞。

為了培養中醫新生力量,我早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克服了重重阻力和種種困難,自己出資籌建了中醫專科學校,培養了二十多名青年中醫,現在大部分都在不同的崗位上發揮了骨幹作用。

雖然中醫事業有了巨大的發展,但十年浩劫,中醫工作也不例外,出現了「中醫事業後繼乏人」的局面,我覺得要後繼有人,還在於我們的精心培育。對於培育中醫事業的接班人要有光榮感、責任感、緊迫感。我常對中青年醫師說:「我們這一代人要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不能虛度光陰,否則將無顏去見軒轅黃帝」。自己不僅在乎日工作和學習上身體力行,為中青年醫生做出好的榜樣,還為他們的成長和提高傾注了心血。我除了完成醫院分配的教學工作外,還著重培養了三名青年醫生,具體指導他們的臨床業務、課外閱讀,以便提高他們的寫作能力,打好牢固的中醫基礎,同時毫無保留地向他們傳授自己的臨床經驗,讓他們掌握我的診療方法及辨證用藥特點。現在,如果我因公外出,他們都基本能接替我的診療工作,且病員也很放心、滿意。

在培養學生的問題方面,我是花了一定精力的,除了在身旁可以面授帶教者外,還常收到一些隔山隔水、千里迢迢誠摯求師的學生來信。對於他們強烈的求知慾望,我深受感動,因此採取函授的形式,具體指導了三名青年中醫(二名在四川工作,一名在泰興縣工作)的學習,使他們的理論水平有了較顯著的提高。

「蒼天不負苦心人」,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獲。其中四川梓潼縣的一位學員考取了北京中醫研究院研究生,另兩名青年醫生在集體轉全民的考試中,均名列前茅,被吸收到縣醫院參加工作。聽到這些消息,我是十分高興的,因為我能夠看到我為中醫事業後繼有人出了一份力。我衷心地希望這些青年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為繼承發中醫學遺產做出更大貢獻。

我走進醫林四十餘年,去日苫多,來日愁少,惟一的心願是珍惜餘陰,以有限的生命做更多的工作。「得失塞翁馬,胸懷孺子牛」。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最大的幸福和快樂,「努力進修,老當益壯」,為我國的中醫中藥事業貢獻自己的畢生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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