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一、陳言的生卒年代

關於陳言的生卒年代有不同的說法，長青氏在《山西中醫》1991年第7卷第4期「古代名醫小傳‧陳言」一文中說：「陳言，字無擇，號鶴溪道人，宋代處州青田（今浙江青田縣）鶴溪人，約生於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卒於南宋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享年約69歲。」

按照長青氏的說法，則陳言大約經歷了北宋：徽宗（趙佶）宣和、欽宗（趙桓）靖康；南宋：高宗（趙構）建炎、紹興、孝宗（趙?）隆興、乾道、淳熙、光宗（趙惇）紹熙5帝8朝的漫漫歲月。而劉時覺的《永嘉醫派研究》一書中認為：「陳言……大約紹興、淳熙年間（1131~1189）在世。」此論源於賈得道同志《中國醫學史略》的論說。

以上二說，雖不相同，亦不相遠。總以陳氏生活於北宋之末、南宋之初，且以身在南宋的時期為主。

二、陳言的籍貫

《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序》之署名為「青田鶴溪陳言無擇」。浙江省青田縣，屬隋時之括蒼縣地，唐‧景云初（公元710年）析置，歷代因之，因青田山而得名。因其舊屬括蒼，故也有人稱之為括蒼陳言。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之《產育保慶集一卷》中說：「近時括蒼陳言嘗評其得失于《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同書《三因極一方六卷》一目中也說：「括蒼陳言無擇撰。三因者，內因、外因、不內外因，其說出《金匱要略》，其所述方論，往往皆古書也。」

綜上所述，陳言的籍貫屬浙江青田縣本無疑義，然而近有學者劉時覺氏在其《永嘉醫派研究》對「鶴溪」一詞詳加考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亦成新說，錄以備參，其文曰：「陳氏原籍青田似乎已無疑問，《處州府志》、《青田縣志》、《經籍訪古志》及《中醫大辭典》等，都有明確記載，其源蓋出自陳氏《三因方》自序所署『青田鶴溪陳言無擇』。但正因這個署名，考得陳氏原籍當屬今浙江省景寧縣，并非青田。

鶴溪，一名沐鶴溪，《景寧縣志》、《青田縣志》俱載：『世傳浮邱伯沐鶴于此，故以名溪』。浮邱伯，傳說為黃帝時人，『著《相鶴經》，有所謂青田之鶴，跨攜以自隨，因隱于鶴溪之濱，筑台垂釣』。以溪名地，則有沐鶴鄉和鶴溪鎮。其地處青田縣治西南五百餘里，宋時屬青田縣。明景泰三年（1452年），兵部尚書孫原貞巡撫浙江，以山谷險遠，治理不易，奏析青田縣之柔遠鄉和沐鶴鄉而置景寧縣，縣治即為鶴溪鎮……

今青田縣城亦以鶴名，以城北有青田山，傳說『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便飛去，故又名太鶴山。道書以為三十六洞天』，又稱『元鶴洞天，周回四十里』。以此名鎮，為鶴城鎮。 所以，鶴溪鶴城，同以鶴名，而此鶴竟非彼鶴。宋代名醫陳無擇，當為鶴溪人，即今浙江省景寧畬族自治縣鶴溪鎮人。」

劉氏考證雖細，但他的考證前提是將「鶴溪」認作地名，但也有文獻記載陳氏以「鶴溪」為號，而書序落款時同時寫出字、號來，在古代似乎也不為怪異。由此觀之，陳言的籍貫是今浙江省景寧縣一說，還需進一步考證。當然，劉時覺先生說：「陳氏長期僑居溫州，從事醫學理論研究和臨床工作，也收徒授業，開展醫學教育。」還是可信的，因為與其同時的，陳無擇的朋友、學生──永嘉盧祖常稱之為「吾鄉良醫」，明代永嘉姜准亦稱之為「永嘉陳言無擇」。而古之永嘉即今之浙江溫州。

三、陳言的著述

（一）、公認係陳氏所撰之書

1、《依源指治》（六卷） 成書于紹興三十一年辛巳（1161年），其《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序》中說：「余紹興辛巳為葉表弟桷伯材集方六卷，前敘陰陽病脈證，次及所因之說、集注《脈經》，類分八十一門，方若幹道，題曰《依源指治》。伯材在行朝，得書欲托貴人刊行，未几下世遂已。」此外，《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料簡諸疫證治》中也說：「辛巳年餘嘗作《指治》。」其所謂《指治》，係《依源指治》之簡稱。

2、《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又名《三因極一病源論粹》）十八卷 成書于乾道九年癸巳（1173年）及淳熙元年甲午（1174年）間，已是《依源指治》成書後的12年了。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料簡諸疫證治》中說：「余……至癸巳復作此書。」所謂「此書」即指《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或曰《三因極一病源論粹》，因《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序》中明確說：「淳熙甲午復與友人湯致德遠、慶德夫，論及醫事之要無出三因，辨因之初無逾脈息。遂舉《脈經》曰關前一分，人命之主。左為人迎，右為氣口。蓋以人迎候外因，氣口候內因。其不應人迎氣口，皆不內外因。儻識三因，病無餘蘊。故曰醫事之要無出此也。因編集應用諸方，類分一百八十門，得方一千五十餘道，題曰《三因極一病源論粹》。」《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02959對此書有所著錄，并提供22個可供查閱的版本。

3、《宋陳無擇三因司天方》二卷圖說一卷

《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第03125著錄此書，署名為宋‧陳言（無擇）撰，清‧繆問（芳遠）釋。《聯目》提供了4個版本，最早為清嘉慶二年丁巳（1797）刻本。

（二）、可能係陳氏所撰之書

其它疑似陳氏之書，因署名不確，尚無定論，故僅錄其書目以備參考。這類著作約略有：《纂類本草》、《濟陰舉要》、《海上方》等。

1、《纂類本草》 據李經緯先生主編的《中醫人物詞典》309頁介紹：「（陳言）倡用『名、體、性、用』四字『讀《脈經》，看《病源》，推方證，節本草』。乾道中（1165~1173）《纂類本草》即以此四字分項提要解說藥物。該書未明題作者姓名，僅有鶴溪道人序，據殘存條文內容等推考，可能亦係陳言所撰。」 鄭金生先生亦認為此書係陳言所撰，他為劉時覺先生《永嘉醫派研究》所作的序文中說：「當人們稱讚李時珍《本草綱目》述藥分為八項時，罕有人知『分項述藥』正是陳言所倡，並在《纂類本草》中直接運用此法。」

2、《濟陰舉要》 日本‧丹波元胤《中國醫籍考》（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年版）983頁提示《醫藏目錄》中曾著錄有陳鶴溪《濟陰舉要》一書，闕卷數。嚴世芸《中國醫籍通考》第三卷3862頁也予以著錄，但未作深考。因陳言亦有「鶴溪道人」一號，故此拈出，錄以備參考。 按《醫藏目錄》明‧殷仲春撰。《嘉興縣志‧隱逸》卷七曰：殷仲春，字東皋。隱居城南，茅屋葭牆，不避雨，弦歌賣藥，澹如也。喜購古貼殘書，補葺考校。生平落落寡合，遇顯者輒引避。

3、《海上方》 郭靄春《中國分省醫籍考》（上冊）991頁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十八卷」一目後緊接著著錄了「《海上方》宋‧陳言。見嘉慶四十年《浙江通志》卷五十五《藝文志》。」一目。以上著錄提示《海上方》也有可能為陳無擇所著。

四、陳言的治學思想、方法與學術建樹

（一）、陳言的治學思想及治學方法

陳言的治學方法用一句話概括──即以儒學治醫學，這在其《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太醫習業》有最為生動的體現。他說道：「國家以文武醫入官，蓋為養民設，未有不自學古而得之者。學古之道，雖別而同。為儒必讀五經三史、諸子百家，方稱學者。醫者之經……史書……諸子……百家……等是也。」完全以治儒之法以治醫。當然強調由博返約是其一貫之主張與特點，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相關。 據賈得道《中國醫學史略》所述：「兩晉南北朝醫學，以『方書』的大量出現為其特點，至唐代的《千金方》和《外台秘要》，可以說已集方書之大成。但到北宋，這種趨勢，仍有繼續發展。《太平聖惠方》和《聖濟總錄》就是這種趨勢的集中表現。《太平聖惠方》收方16834首，《聖濟總錄》更超過兩萬首……這種情況，不但使病者無法選擇，就是專業醫生，也常有無所適從之感。而更重要的是疾病與治療之間失掉了理論的聯繫，使治療成為試方的手段。這是方書無限發展的一種很不良的結果……宋代，就更有許多醫生，想從實際上糾正這種傾向，使漫無邊際的方書，向系統和簡約方面發展。如陳言的《三因方》企圖把各種疾病都歸入三因，然後按因施治……想從理論上的系統化而使治病方法納入有理可循的途徑，從而達到簡約的目的。」（見《中國醫學史略》P142） 元‧朱震亨《格致余論‧相火論》（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年9月第1版106頁）以「通敏」二字評論陳言，其文曰：「以陳無擇之通敏，且以暖熾（按，「熾」當作「識」。）論君火，日用之火言相火，而又不曾深及，宜乎後之人不無聾瞽也，悲夫！」是有一定緣由的，這主要是基於其學問的淵博有約而言。

1、博通諸家

（1）、醫書的泛覽

陳無擇對於醫書之廣泛涉獵，我們可以從《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卷二「太醫習業」篇的論述中略窺一斑，其文曰：「為儒必讀五經、三史、諸子、百家，方稱學者。醫者之經，《素問》、《靈樞》是也；史書，即諸家本草是也；諸子，《難經》、《甲乙》、《太素》、《中藏》是也；百家，《鬼遺》、《龍樹》、《金鏃刺要》、《銅人》、《明堂》、《幼幼新書》、《產科保慶》等是也。儒者不讀五經，何以明道德性命，仁義禮樂；醫不讀《靈》、《素》，何以知陰陽運變，德化政令。儒不讀諸史，何以知人材賢否，得失興亡；醫不讀本草，何以知名德性味，養生延年。儒不讀諸子，何以知崇正衛教，學識醇疵；醫不讀《難》、《素》，何以知神聖工巧，妙理奧義。儒不讀百家，何以知律歷制度，休咎吉凶；醫不讀雜科，何以知脈穴骨空，奇病異證。」此僅約略言之，而其書所引醫書還有：《太平聖惠》、《乘閑集效》、《神功萬全》、《局方》、《養生必用》、《延年方》、《經心錄》、徐之才《逐月養胎傷胎方》、《元和紀用經》……等多種。

（2）、它書的涉獵

由上文可知陳言其實是一位儒、醫皆通的學者，故其讀書範圍定不會局限于醫家一類，這在他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現略舉一二為例：

蘇轍《龍川略志》（十卷）：蘇轍（1039-1112），字子由，晚年自號潁濱遺老，四川眉山人，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龍川略志》是其晚年隱居循州龍川時所寫，主要是追憶其平生參與的各項政治活動的史料性內容，但其中也涉及一些蘇轍本人親聞親歷的醫學、養生方面的遺聞佚事。因此資料來源尚稱可靠。

《龍川略志》卷二「醫術論三焦」全文如下：「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朮，遂以醫名于世。治平中，予與驤遇廣都，論古今朮同異。驤既言其略，復嘆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今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系胞。以理主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尚何以藏系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佈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為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為長太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為齊州從事，有一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婿也，少嘗學醫于衛州，聞高敏之遺說，療病有精思。予為道驤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飢，群丐相臠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即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闕（一本作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為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

再觀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卷八「三焦精腑辨正」其文如下：「古人謂左腎為腎臟，其腑膀胱；右腎為命門，其腑三焦。三焦者，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中出，夾脊而上貫于腦。所以《經》云：丈夫藏精，女子系胞。以理推之，三焦當如上說，有形可見為是。扁鵲乃云：三焦有位無形，其意以為上、中二焦，如漚、如霧，下焦如瀆，不可遍見，故曰有位無形。而王叔和輩，失其旨意，遽云無狀空有名，俾後輩承繆不已。且名以召實，無實奚召，果其無形，尚何以藏精系胞為哉。其所謂三焦者何也?上焦在膻中，內應心；中焦在中脘，內應脾；下焦在臍下，即腎間動氣，分佈人身，有上、中、下之異。方人湛寂，欲想不興，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脈；及其想念一起，慾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流溢，并命門輸瀉而去，故號此腑為三焦耳。學者不悟，可為長太息。」

兩相比較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陳言此說的事實部分得自《龍川略志》無疑，只是在言語次序及醫理詳略上略作調整而成。前者論說緣由生動直觀，而後者醫理闡釋層次清晰。

《石林避暑錄》（二卷）： 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卷六「聖散子方」之方論中引此書，其文曰：「見《石林避暑錄》亦云宣和間，此藥盛行于京師，太學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石林避暑錄》係指宋葉夢得（1077-1148），字少蘊，號石林之《避暑錄話》一書。 此外書中還提及《廣五行記》、《劉根別傳》、《錢譜》、《道藏》、《內典》等非醫家類書籍。

（3）、師友之交流

書籍固然重要，但與掌握知識的學者、師友交流切磋是更加直接和必不可少的一個學業進步的條件，此亦屬博通諸家之一端。《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序》中就談到「淳熙甲午復與友人湯致德遠、慶德夫，論及醫事之要無出三因，辨因之初無逾脈息。遂舉《脈經》曰關前一分，人命之主。左為人迎，右為氣口」云云。想必湯致（字德遠）、湯慶（字德夫）二人，亦通醫解藥，方能細心聆聽陳氏「醫事之要無出三因，辨因之初無逾脈息」的著名論斷。這是陳氏自己的記述。而後學盧祖常氏《易簡方糾謬》中說「吾鄉良醫陳無擇先生有所悟而述……愚（按，指盧氏）少嬰異疾，因有所遇，癖于論醫，先生（按，指陳氏）每一會面，必相加重議……」的論述，這是與之切磋者的記述。相信這種非正式的，卻是有益的學術交流在當時不在少數。

2、約以三因

陳氏是一位既有實踐又有理論的醫家，泛覽與廣博并不是目的，他是一位真正實踐著「廣以觀萬，約以守一」的醫生。他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太醫習業》中說道：「使學者一覽無遺，博則博矣，倘未能反約，則何以適從。予今所述，乃收拾諸經筋髓，其亦反約之道也。」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可以說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理論上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在「三因」2字上，所謂「醫事之要無出三因」。至於其學術特點的細節，以及他如何將「三因」的概念在各科病種中加以靈活應用，將在其學術討論中專門論述，此僅概括言之。

（1）、繼承、發展了《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等的病因學理論，創立了「三因學說」： 相關內容詳見「《三因極一病證方論》的學術成就和理論建樹」章。

（2）、實踐上繼承、發展了《局方》由博返約、貼近實用的方書編撰方法： 範行准先生《中國醫學史略》中說：「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雖以《金匱》『三因』為名而實發揮《局方》之學。」事實上，陳言不只是在選方用藥上發揮了《局方》之學，更主要的是在理方思路上繼承和發展了《局方》由博返約的思路，應當說由博返約和貼近實用是有宋一代中醫方書極大發展和豐富之時代背景的必然要求，陳言及其弟子諸書適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

（3）、尤其突出的是，他在古人脈病證治的基礎上創立了病因辨證方法等： 陳言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五科凡例》中說：「凡學醫，必識五科七事。五科者，脈、病、證、治，及其所因；七事者，所因復分為三。故因脈以識病，因病以辨證，隨證以施治，則能事畢矣。故《經》曰：有是脈而無是診者，非也。究明三因，內外不濫，參同脈證，盡善盡美。」他在古人強調脈、病、證、治的基礎上強調了三因，使之成為醫之五科之一，七事之三。他是如何實踐、創立或是購建這樣一個脈病證治基礎上的三因辨證體系的呢？

賈得道先生對此有一個約略的分析：「在實踐上，他還企圖把各種疾病，都按三因分類。如本書的編排，除第一卷論脈以外，第二至第七卷為外因病，包括中風、中寒、中暑、中濕、痺病、腳氣、傷風、傷寒、傷濕、五運六氣所病及疫病、瘧病、疝病、厥病、痙病、破傷風等；第八卷為內因病，包括五臟六腑虛實寒熱證治及痼冷、積聚、五勞六極、氣病、噎膈等。便從第八卷以下，其分類就不很明顯了，而有些疾病如衄血、九痛、霍亂、咳嗽、腰痛等本身又分別按三因分證來論述。顯然，陳氏在此是遇到困難了。如果只從總的方面說，一切疾病都離不開三因，尚勉強可以通得過去，而要把各種疾病都按三因來分類，就更行不通了。因為所有疾病的發生，都是內外因相聯繫的，決不可孤立地歸之于內因或外因。何況他所說內因，實際上推究起來，仍然是離不開外因的。因為一切情緒的變化，都是外界的社會條件所引起來的。」（見《中國醫學史略》P179）

（二）、陳言的學術建樹及其歷史地位

關於對陳言學術建樹細節的討論詳見專章，此處希望從一個更加宏觀的視角來審視一下陳言其人其書。從宏觀的歷史大視角考察，我們不得不承認，陳言的《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并不是一部部頭很大的方書總集，但耐人尋味的是陳言不但給此書冠以「三因極一」這樣一個綜合性極強的名目，而且還將其書名穩穩地落腳于「方論」二字上，而不是他時時處處強調的脈病證治五科七事云云。不得不說這也是所謂「重方思想」的一種體現。醫家重方藥的思想是通貫于古今的，約略言之：《漢書‧藝文志》已有「經方」之門類，張仲景就是典型的經方派；《隋書‧經籍志》有《四海類聚方》2600卷的著錄，將占該志全部醫籍卷數之大半；唐‧孫思邈的著作明標其目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宋代《太平聖惠方》；明代《普濟方》皆宏篇巨製。山西已故著名中醫版本目錄學家李茂如先生曾說：「重方思想在清代也特別有據，中國有王子接的《絳雪園古方選注》、《傷寒古方通》，日本有東洞的《方機》、《方極》等。」事實上，大部頭方書的不斷湧現是「重方思想」的體現，而注重由博反約，和試圖用較為統一、規範的理論去統率諸方，也應當視為「重方思想」的一種必然要求和合理體現。

當然陳言選擇的用於統率諸方的理論體系，是基於對病證的整體把握與理解之上的一種從病因入手的切于實用的理論體系。其《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正是這種嘗試的體現和結果，而非簡單的對所選臨床有效諸方的羅列，在這個角度上考慮陳無擇《三因極一病證方論》遠較其學生王碩之《易簡方》高明。換言之，陳言是通過對病證規律性的理論思考和把握，實現對諸方的審視和裁汰的。所以表面看來陳言最為精彩的論述在于其對於各科疾病的病因學歸類與探討，但其深層次的或者說終極的目的在于指出一條正確應用諸方的途徑。陳無擇用其三因理論指導實踐，用其所選方劑驗證理論。時至今日雖然陳氏所選諸方并非都是多數臨床醫家所習用之方劑，但其力求從理論高度去理解和把握所用諸方的思想理念卻是多數臨床家所認同和追求的目的，這也許就是其書的價值和靈魂所在。

當然要做到病證方論的統一，必需下極大的工夫從浩如煙海的古醫書、古方書中去探求和實踐，這個過程是艱苦的。他說：「及我大宋，文物最盛，難以概舉……本朝《太平聖惠》、《乘閑集效》、《神功萬全》備見《崇文》，名醫別錄豈特汗牛充棟而已哉！使學者一覽無遺，博則博矣，倘未能反約，則何以適從。予今所述，乃收拾諸經筋髓，其亦反約之道也。」

在可能的情況下陳言對於所選之方，也注意從文獻學角度做一番溯本求源的工作，比如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卷六的敗毒散煎煮法後，他說：「初虞氏究其方，知出《道藏》乃敘云：自非異人傑出，志與神會，則莫之敢為」云云，是探方之源；而同書卷十七的當歸芍藥散煎煮法後，他補充說道：「《元和紀用經》云：本六氣經緯丸，能祛風，補勞，養真陽，退邪熱，緩中，安和神志，潤澤容色。散邪寒、溫瘴、時疫。安期先生賜李少君久餌之藥，後仲景增減為婦人懷妊腹痛本方，用芍藥四兩，澤瀉、茯苓、川芎各一兩，當歸、白朮二兩，亦可以蜜為丸服」亦是此意，雖然他指出的當歸芍藥散的傳承統緒還有待于進一步確認。但能夠注意到方劑流傳變化的考證也是其人注重方劑的一個方面。循著陳言的這一思路，可以對其書卷八所涉及的「七氣湯」做一個簡單的考證。從選方對比的新意中我們不難看到陳氏對於所選之方的重視和審慎。

《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卷八「七氣證治」中有七氣湯和大七氣湯二方，其文如下：

「七氣湯， 治臟腑神氣不守正位，為喜、怒、憂、思、悲、恐、驚忤郁不行，遂聚涎飲，結積堅牢，有如坯塊，心腹絞痛，不能飲食，時發時止，發則欲死。 半夏湯洗去滑，五兩 人參 桂心 甘草炙，各一兩 右剉散，每服四錢，水盞半，薑七片、棗一枚，煎七分，去滓，食前服。
大七氣湯， 治喜怒不節，憂思兼并，多生悲恐，或時振驚，致臟氣不平，憎寒發熱，心腹脹滿，傍沖兩脅，上塞咽喉，有如炙臠，吐嚥不下，皆七氣所生。 半夏湯洗七次，五兩 白茯苓四兩 厚朴薑製炒，三兩 紫蘇二兩 右剉散，每服四錢，水盞半，薑七片，煎七分，去滓，食前服。」

其中大七氣湯實即張仲景《金匱要略‧婦人雜病脈證并治第二十二》的半夏厚朴湯，《金匱要略》原文如下： 「婦人咽中如有炙臠，半夏厚朴湯主之。半夏厚朴湯方： 半夏一升 厚朴三兩 茯苓四兩 生薑五兩 干蘇葉二兩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四升，分溫四服，日三夜一服。」

趙懷舟、賈穎同志曾在「仲景佚方『人參湯』初考」 一文（見《山西中醫》1998年第5期46~47頁）中指出，《傷寒論》中存在著一首隱藏著的「人參湯」，其藥物組成及可能的煎服法如下：

「人參三兩 桂枝三兩 半夏半升（洗） 乾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擘） 甘草二兩（炙） 右六味，㕮咀，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此方與《三因極一病證方論》的「七氣湯」藥物組成基本相同。考慮到張仲景多數方劑的方名都是其方藥物組成的全部或部分藥物名稱的羅列，我們有理由相信：非但《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一書中所載錄的 「大七氣湯」係仲景之方，而且與之相偶之「七氣湯」可能亦係仲景之方，只是此二方在選入《傷寒雜病論》時，都更易了方名。「七氣湯」改稱「人參湯」；「大七氣湯」改稱「半夏厚朴湯」。

如果上述考證不誤，且陳言能在未看到其所選「七氣湯」即仲景佚方「人參湯」的相關文獻資料的前提下，就將仲景相關二方──半夏厚朴湯和人參湯加以對比拈出則相當不易。因為他實際是從理論上肯定了二方的同源性。其學生王碩在《易簡方‧四七湯》中提到此事時說：「（四七湯）一名厚朴半夏湯（仲景方名），一名大七氣湯（陳言方名），《局方》有七氣湯，用半夏五兩，人參、官桂、甘草各一兩，白水煎服。」雖亦將藥物組成與仲景佚方人參湯類似的《局方》「七氣湯」與「大七氣湯」或「四七湯」相提并論，卻不提乃師之《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不知何故？宋元以降及至於明，張介賓《景岳全書‧古方八陣‧和陣》卷54第47方為「七氣湯」，第48方為「三因七氣湯」，亦是一提《三因》，一乃避之。

總而言之，我們認為陳言及其《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不但是中醫病因學和中醫病因辨證方法的奠基者，而且也是「重方思想」學術醫苑中的一枝奇葩。

五、陳言的弟子

據賈得道先生《中國醫學史略》記載：「王碩，字德膚，永嘉人。據說是陳言的學生，曾做過『承節郎、監臨安府富陽縣酒稅務』的小官。其著作有《易簡方》一卷……本書出版後，影響很大。據劉辰翁說：『自《易簡方》行而四大方廢，下至《三因》、《百一》、諸臟方廢，至《局方》亦廢』。以後更有孫志的《增修易簡方論》，盧祖常的《續易簡方論》，施發的《續易簡方論》以及徐若虛的《易簡歸一》等，雖然毀譽不一，但都是針對本書而作的。一本小小的著作，引起這樣大的震動，在我國醫學史上，還是比較少見的事情。」

另據宋‧永嘉砥鏡老人盧祖常《易簡方糾謬》記載「鄉之從先生游者七十餘子，類不升堂入室，惟抄先生所著《三因》一論，便謂學足，無病不治而去，宜其年不永而名無聞。碩雖嘗一登先生門……」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陳言曾以其所著《三因極一病證方論》為教材授徒帶教的事實。而盧祖常「先生輕財重人，篤志師古，窮理盡性，立論著方，其持脈也，有若盧扁飲上池水而洞察三因；其施救也，不假華佗剖腹刳腸而徹分四治。愚少嬰異疾，因有所遇，癖于論醫，先生每一會面，必相加重議，以兩儀之間，四序之內，氣運變遷，客主更勝，興患多端，探頤莫至。」的論述，不但刻畫了一個活靈活現的陳言，而且介紹了他與陳言的交往，是一則不可多得的史料。應當說，有較為確切的史料可以證實的陳氏弟子當係王碩其人，而盧氏與陳則是亦師亦友的關係。

近有劉時覺氏著《永嘉醫派研究》一書，由中醫古籍出版社于2000年5月出版，對以王碩為代表的陳氏諸弟子及其著作有著詳細繁密的考證與介紹，他將陳氏有名有姓的弟子的範圍略作擴大，雖有推測的成份，但也并非全無可能，現擇其要點約略如轉錄下：

南宋淳熙至淳祐，大約公元1174~1244年間，正相當於北方劉完素、張子和、張元素、李東垣學術活動進入高潮，河間、易水兩大學派形成之時，南方的浙江溫州地區也形成了以陳無擇為龍頭，以陳氏弟子王碩、孫志寧、施發、盧祖常、王暐為骨幹，以《三因方》為理論基石，以《易簡方》為學術中心的「永嘉醫派」。陳無擇之所以成為永嘉醫派的創始人，在于他臨證施治、行醫濟世的同時，還著書立說，收徒授業，僅《三因方》成書之後就有70餘人之多。永嘉醫派諸醫家大都出自陳氏門下，或私淑其學。盧祖常與陳無擇交往頗深，二人長期切磋醫學，義屬師生，情同朋友。

「永嘉醫派」的代表人物和著作還包括：王碩的《易簡方》、孫志寧的《增修易簡方論》和《傷寒簡要》、施發的《續易簡方論》和《察病指南》、盧祖常的《易簡方糾謬》、王暐的《續易簡方脈論》等。

王碩繼承了《和劑局方》由博返約的研究方向，而且求易求簡，走得更遠。但是，他并沒有繼承陳無擇以「知要」來「削繁」的基本方法，「削繁」而不「知要」，缺乏執簡馭繁的思想和手段，沒有任何理論上的創新和方法上的改進。因此，他的《易簡方》存在先天的方法論的缺陷；孫志寧編著《增修易簡方論》，撰寫《傷寒簡要》，為《易簡方》問世傳播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為永嘉醫派諸醫家中支持王碩的中堅；施發……于淳祐三年癸卯（1243年）作《續易簡方論》，對於《易簡方》的種種不足，規其過失，補其不逮。……施氏精通脈法，注重辨別疾病的虛實寒熱，因此對於《易簡方》的批評，主要集中于王碩不問脈象，不講究辨證的弊端上；而在批評、辨證的基礎上補充治法、方劑，則完善了整個辨證論治的認識。……這種不抱個人義氣，客觀冷靜的學術爭鳴完善了《易簡方》的內容，也形成了永嘉醫派的學術中心，促進了當時醫學的發展和進步；盧祖常言辭激烈而說理不足，遠不如施發言辭平和，有理有據，「規其過失，補其不逮」。因此，儘管盧氏年長於施，人們卻稱施、盧，而《易簡方糾謬》也只能作為《續易簡方論》的附錄，改題《續易簡方論後集》行世；王暐《續易簡方脈論》與諸多《易簡方》著作著眼于方劑的整理運用相異，自成體系，自有特點，篇幅不大，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形成完整的理法方藥內容和以診法、治法為主的理論體系。